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 吕巍）2018年7月4日，一位38岁的妈妈抱着只有7个月的女儿，从24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
2018年6月27日，长沙一位31岁的妈妈，从26楼坠落身亡。仅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大的8岁，小的才1岁多；
2018年2月6号，重庆一女子从27楼跳下，当场身亡，留下一个13岁的女儿和5个月大的儿子；
2018年1月5号，山东的邵女士带着女儿跳入黄河，双双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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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一再发生，让一部分人开始重新审视“产后抑郁”这四个字，而另外一部分人则仍然用“矫情”二字总结妈妈们的决绝：不就是生了个孩子嘛？至于寻死觅活吗？
“很至于，因为‘矫情’也是病！”此次两会，农工党中央提交《关于强化我国孕妇产后抑郁症防治的提案》，呼吁尽快建立产后抑郁症防治体系，给产后女性更多关爱。
妈妈≠无坚不摧
刚做完剖宫手术，就马上要投入到一份需要24小时随叫随到、且没有收入的工作里，但是因为有“妈妈”的称号，女人们必须笑着面对。
若是有一点没做好或者表现出多愁善感，还常常要承受“就这么点事，你都做不好”“都是妈妈了，还这么矫情”等指责。
角色的转变，心理的落差，价值感的湮灭……妈妈们还来不及适应，就被吸入产后抑郁的黑洞，并被吞噬了所有的喜怒哀乐。
农工党中央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对产后抑郁了解不够，很多家属对产妇“重身体，轻心理”。在医院产检和住院期间，较少关注孕妇心理健康，对产后产妇社会角色转变、预防产后抑郁症发生、自我调适方法等专业指导关注较少。产妇产后访视中也没有相关产后抑郁症的检查项目，而产后6周内恰恰是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多发期，亦是早期发现的最佳时期。
“应通过媒体、报纸、传单等形式向广大民众宣传心理健康和产后抑郁的知识，提高广大民众对产后抑郁的识别率和重视程度，重点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和家庭、社会关爱模式，进一步提高社会对产妇的关爱程度。”农工党中央建议建立由“产科抑郁症筛查——妇幼保健机构干预——精神卫生专科/机构诊治”组成的三维产检筛查与干预模式。对可疑阳性产妇，转介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对筛查结果为阳性的产妇则转介到精神专科进行确诊。
缺医少药亟待解
产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很遗憾，至今尚无。
农工党中央的提案中介绍，产后抑郁症目前应用较多的是依据各种症状自评量表如SCL- 90，SDS，EPDS等，由产妇自行填写表格，以相应的评分结果来判定是否患有产后抑郁。“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评分的主观性太大，诊断尚缺乏客观指标，尚无特异的实验室指标和统一的诊断标准；二是量表主要是通过翻译国外的量表，而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西方的量表可能不太适应中国国情。”
治疗方式单一，缺乏针对性药物也是大问题。目前对产后抑郁的常规治疗仅为药物治疗，缺乏心理治疗，而且国内外上市的各种抗抑郁药物都是针对普通患者的，产妇是特殊的群体，常规抑郁药物的适用性有待考证。
农工党中央认为，国家卫健委应尽快成立专项专家工作小组，组织相关领域（精神科、产科等）专家统一制定一套简便快速识别产后抑郁症的评估量表或系统，及时发现患者。同时组织专家制定适合的产后抑郁症诊疗方案，规范诊断和药物、心理治疗手段，并推广到各级医院。
重视数据采集分析，开发针对性药物也是当务之急。农工党中央建议建立本地区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数据库，以了解本地区该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产妇的特定药物需求，通过大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和提升干预的有效性。同时，鼓励医药研究和生产企业，根据产后抑郁的特点，研究与开发产后抑郁症的特效药物，制定有效的治疗指南。
救助服务专人专事
农工党在调研中还了解到，得了产后抑郁却“求医无门”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严重缺乏专业治疗人员及机构。一般妇幼保健院中缺乏专业心理诊疗医生，综合性医院诊疗条件不能满足产妇的需求，多数患者又因“污名化”等原因不愿去精神病医院问诊，造成产妇抑郁后“求医无门”。
对此，农工党中央建议把产后抑郁预防诊治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由基层医疗机构负责定点组织实施，免费提供预防救助服务。“同时，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心理医生的配备与培训，组织医生在孕妇产前产后通过量表定期评定其心理健康状况，并在产后定期随访。在出院后半年内可通过社区医院、电话回访或者电子数据系统（如APP），随访产妇的心理健康状态，重点患者定期上门随访，及时采取相应医学干预。”
编辑：刘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