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三千里写生·朱修立（右一）

我自1961年毕业留校，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教学与创作历程。自1984至1998年间，我先后十余次出国讲学与展览，并在国外旅居数年之久，到过亚、欧、美诸地，对于中国画在世界艺坛的地位稍有了解：起初，我盲目的自信中国画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在世界上应该有领先的地位。

美国写生 1998年 686x685mm

随着在香港和伦敦居住了三年之久，多次参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泰特现代美术馆，以及许多私人博物馆，拜读了许多现代与古典的名作，深深为西方艺术的高度与深度折服，从而认识到我以往眼光的狭窄和观念的偏激。明白了其他民族与国家也有他们的光辉与灿烂，有着我们所不能替代的特点，应该向他们学习。所以，第二阶段，我吸收西方现代艺术中某些特点，如构成、造型、色彩等，努力融汇于我的山水画之中，以“中为体，西为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第三阶段，我想用这种模式去试试画一些西方的风景，于是去了美国旅居。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非洲艺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些土著居民制作的雕刻，从树根到树梢，都雕上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生动、夸张，极富想象力，风格极其鲜明。其后，我又浏览了波士顿画廊一条街，当时有家画廊正在展示一位非洲雕刻家的作品，这些展品既有非洲的特色，又吸收了欧洲现代抽象的元素，水平很高，令我驻足。

我当时联想到自己所走的路正好与他的思维一样，突然间，我想如果我有钱，是购买大都会博物馆的作品呢？还是购买画廊的作品呢？显然，我会购买博物馆的作品，因为他们更具民族特色！而画廊里的作品虽然水平也很高，但是其特征已被欧洲“现代”共性所削弱。我应该思考自己的“路”。回纽约后，我二度参观每年一次的亚洲文物艺术博览会，走入会场，不用看标签，立刻可以分辨出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印尼的......因为他们的艺术特色太分明了，如果把“现代水墨”拿来，将分辨不出它的“国籍”，人家也不会接受。

山水长卷

另一件事也使我印象深刻：在伦敦旅居期间有人向大英博物馆推荐我的作品。我送去两幅供选，一幅是吸收了西方色彩的“创新”作品，另一幅是山水长卷，虽然在构图与节奏上融入了现代观念，但基调是传统山水的画的继承。一个多月后，大英博物馆选定了后一幅，并于1990年9月在其“馆藏历代中国画选展”中展出，本次展品中，除去古代作品，仅有张大千、傅抱石和我这幅山水长卷是近现代作品。很明显，大英博物馆眼里，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延伸。如果说，亚洲艺术博览会的例子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大英博物馆的例子，则是西方人眼里中国画的概念。

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绘画必须也必然会向前发展，但所谓“创新”，必须有两条前提，一是不削弱原有的民族特征，否则混同于“统货”，没有艺术独创的价值；二是不降低本民族艺术已经达到的高度。比如原有的高度是十层，你的创新必须高于十层，哪怕在十层上加一块砖也是发展。而另起炉灶哪怕毕一生之力盖九层也算不上创新。

总想起没有雾霾的日子 2014年 1230x924mm

可见，要发展民族艺术必须先了解和继承遗产，而失去了民族特征，在世界上也就没了自己的位置。

朱修立

1938年出生于上海。1961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早年曾参与和见证南京新金陵画派的创立和发展，后调入安徽省书画院专职创作。198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