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刘喜梅）44. 2%，33.4%，14.3%，1.2%。

这是一组有关医药领域科研投入的数据。它们，分别代表了各有约3亿人口的美国、欧盟、日本和有约14亿人口的中国用于医药领域的研究投入在全球的占比。

“显而易见，拥有全球1/5人口、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医药领域的科研投入，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明显落后。并且，在严重不足的现有投入中，还没有设立常态性的临床医学研究基金。这就严重制约了本来基于巨大人口资源，应当有重大成果的我国临床医学科技成果的产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一贯儒雅、风趣、幽默，但一谈到科技创新的话题，他的语气语调就会加重，语速加快，观点也“尖锐”起来。

这种“非常态的焦急”，源于责任，源于担当。因为——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也面临百年未有之重大发展变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医学和生命科学，则被世界公认是21世纪居于科技创新核心地位、最具发展前景、对产业和经济拉动最大的领域。如果未及时明智应对，错失这一发展机会，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目标会受到直接影响。

王辰的焦急，也与他的每一个身份都密切相关。

作为临床医生，王辰发现，我国医学健康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多数专利药物和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依然严峻，这导致我国百姓的健康安全存在巨大隐患。要解除这样的隐患，只能自力更生提升本国的科研能力和水平，这也正是相关领域院士们的重要使命。而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还需要带领中国医学科学院，致力于建成“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

“但创新需要系统的生态支持才能完成。影响创新生态的因素很多，资源、环境、平台、动力、体制机制等都涵盖其中。在诸多构成创新生态的要素中，资源是至为重要的因素，而基金制度又是科技资源中至关重要的主体内容。因为，科学基金是实施创新的必要物质支撑条件，是激发和支持创新的关键要素。”王辰强调。

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是，在诸多可以产生科技创新成果的领域中，医学和健康科学是世界各国都积极布局的领域。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在医学和健康科学方面的科研基金投入，已占到民口科技投入的40%-70%。

“比如美国，其在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投入已超过联邦民口科技投入的50%。其中，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8年的年度预算已高达370亿美元，今年已逾410亿元。而我国中央财政2017年在生物医药和医学健康领域的研发投入，仅占国家总科技投入的10%左右，数额也仅约13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医学健康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王辰认为，要实现“创新人才竞现、创新成果泉涌”的局面，创新资源首先应该成为一处“涌泉”，去滋养和保障创新的全过程。不然，创新投入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创新管理体制也诸多掣肘，我国医学健康科学的发展只能严重受阻。

“所以，当务之急是参比国际可比较情况并基于我国国情，专门设立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不同于现有的五大科技计划（重点研发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专项等）门类，健康科学基金侧重于支持医学健康临床与转化等研究，与其他国家科技研究基金可形成有效衔接呼应。”王辰表示，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用于常态、持续支持我国医学健康科技创新，既是国家在满足人民温饱、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最为迫切的民生保障需求，也是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拉动内需最具前景的产业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王辰还建议参照国际惯例，委托国家级战略性医学研究机构，建立代表国家意志，独立、客观、科学地分配和管理基金的分配使用。

“比如，可赋权中国医学科学院来行使基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的职能。这样建议，是因为承担着建成‘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是最接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R）的机构。但承担着‘建成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任务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实际推进任务的过程中可谓困难重重，甚至举步维艰。这其中既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自身需要改革的问题，另一体制机制原因，则是国家没有赋予其统筹管理和分配医学科学基金的任务。”王辰表示。

王辰还强调，如赋权中国医学科学院承担国家医学健康基金的专业化管理职能，在建立内部稳定支持机制后，该院将有效地避免利益冲突，专司为国谋事。这样，中国医学科学院就能够在医学科技创新中发挥规划、组织、引领和管理作用，其建成“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的使命也就前景可期，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和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因此就有了更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