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对中国香料进口意义重大

广州进口史录

对香气的迷恋，是人类一种基于生理舒适而造成的愉悦心理。这种迷恋，也就造成了东西方对采购各种香料的热衷。

当然，东西方社会对香料的热衷有所不同，品种也有差异。古代经广州港进口的香料种类繁多，既有一两香料一两金的龙涎香，也有大宗产品，比如胡椒、苏木。

苏木这种东西，到宋元之后逐渐成为重要的进口商品。围绕着它的，又是怎样的故事呢？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进口香料量大利高

广东市舶太监铤而走险被抓

苏木原产印度、缅甸、越南、马来半岛及斯里兰卡等地。在今天，我国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有栽培；云南金沙江河谷（元谋、巧家）和红河河谷有野生分布。它是豆科植物苏木的干燥心材，味甘、咸，微涩，气微无臭。中医认为，它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功效，常用于治疗淤痛诸证。

明代苏木的进口达到了高峰，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这一时期海上丝路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人对苏木效用及产地的了解也很重要。当时留下来的史料中，记录苏木的地方非常多。比如，明朝人申时行所著《万历明会典》，俞大猷的《正气堂集》，都写到它。洪武十年(1382)，爪哇贡物中，有胡椒7.5万斤；洪武二十年（1382)，真腊贡物中,有香料6万斤，暹罗有苏木1万斤；洪武二十三年(1390)暹罗贡胡椒、苏木、降真等17.188万斤。这些香料均是朝廷需要消费的高级珍贵品。据史料，仅太医院一次就需要用香料5170斤。正统初年，内府供岁用香蜡达到3万斤；弘治六年(1488)增至8.5万多斤，弘治十六年(1503年)又增至20万斤。

苏木和其他种类的进口商品一样，主要通过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进入中国。其中广东市舶司管辖的广东口岸，又是最大的进口渠道。当时在广东市舶司任职的市舶太监，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大力建设仓储设施，集藏“海外珍异诸物”，以便随时进奉。成化十九年（1483），市舶太监韦眷主持广东市舶司时，就曾有“广东布政司进官库苏木四万四千六百余斤”的记载，量非常大。由于囤积太多，到成化、弘治年间，“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这种便利条件和高额的利润，令一些人利令智昏。嘉靖元年（1522），广东市舶太监牛荣为获得更多珍异宝物出卖获利，竟然知法犯法，指使家人蒋艺山、黄麟等“私自收买苏木、胡椒和乳香、白蜡等货”，运到南京去卖给有钱人，结果被刑部发现。刑部将苏木39.9589万斤、胡椒1.1747万斤没收，判蒋艺山等人死刑。

最大的香料市场

育出豪富的香料家族

在近现代农业技术大规模推广之前，香料长期是富裕阶层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所以，唐朝政府把香料划归“禁榷”物资之列，由国家统制。宋代也因香料“利最博，故以官为市”。凡载有香料的船舶进港，“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即通过官方垄断经营，获取超额利润。有资料显示，南宋时期，香料的进出口额占了整个国家额度的四分之一，可见当时人们用香的繁盛。宋代宫廷中还设有“香药库”，专门负责管理外国的进贡之物以及市舶而来的香药、宝石等奢侈品，其负责官员为“香药库使”，约为正四品官员。

古代进口的香料由于来源地的缘故，阿拉伯商人在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不少人因为买卖兴隆发了大财，有的甚至因此飞黄腾达。如南宋时曾任泉州市舶司的蒲氏家族，即世代以香料为主业之一。家族先祖据说亦曾在广州从事香料贸易。岳珂在《桯史》中记载：“番禺（今广州）……其最豪者蒲姓，号白蕃人，本占城之贵人也……而大富盛甲一时……堂中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无论也。”

明清时虽然有海禁政策，但香料的进口仍然没有停止。约在明中期以后，葡萄牙人也成为香料进口的主要经营者。葡萄牙商船以侵占的满剌加（今马六甲）为依托，频繁往来于澳门及南洋群岛、马来半岛、印度洋沿岸港口之间，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生活用及调味用香料。

16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东南亚大部分香料都销往了中国。中国、欧洲和东南亚商人都忙于香料贸易。16世纪中国进口胡椒最多时每年5万袋，约2000 吨，约占印尼胡椒总产量的5/6。荷兰、英国、美国还从广州运载中国香料回国。如1685年，英人格勒曼担任“伦敦号”和“武斯特号”的第一大班，用公司账号购买商品回英伦投资，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香料。1704 年“肯特号”从广州黄埔返回伦敦，货物当中也有大量的香料。有学者评价：“不知不觉中，广州成了名副其实的早期东南亚香料的集散中心”。

从豪富到民间日常

香料真正融入生活

中国古代的著名文人们大多歌咏过香。而对外来香料的歌颂，比较多地出现于唐宋之后，这是和进出口贸易的结构有关的。仅以唐朝为例，王维、杜甫、李商隐、刘禹锡、李贺、温庭筠等都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诗。如王维“少儿多送酒，小玉更焚香”，李白“横垂宝帏同心结，半拂琼筵苏合香”，白居易“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杜甫“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宋代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也如是，而且他们还比前朝更进一步，喜欢自己动手制香。苏轼曾专门合制了一种“印香”（即调配的香粉），还准备了制作印香的模具、檀香木刻等送给苏辙作为寿礼。黄庭坚、陆游也常合制香品赠送友人。

学者刘祥学指出，明代海外香料来源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香料贸易线路不断向西延伸，郑和下西洋之前，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主要是周边亚洲国家，进贡香料的则主要以东南亚国家为主。郑和下西洋后，香料贸易随之向西延伸。郑和率领的船队，出使到哪里，香料贸易就延伸到哪里。随着郑和的远洋开拓，印度洋北部地区诸国所产香料遂通过朝贡、私人贸易流向中国。

随着国外进贡的胡椒数量越来越大，明廷国库积聚的香料越来越多。明英宗正统初年，一次即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至明武宗时，明廷开始对满剌加、暹罗、爪哇等国输往明廷的胡椒、苏木等香料，公开征税，刺激了广东沿海一带香料走私贸易发展，如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称：“岭南诸货出于满剌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

至明末时，广州一带的海外香料贸易仍十分兴盛。时人屈大均称，“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

当然，香料作为贸易商品，其进口数量的多寡主要还是由市场本身的需求决定的。宋元以来，香料进入平民的日常生活，市场需求极大，香料供不应求，这是国外香料源源流入的内在驱动力。所谓“胡椒、苏木之属，民之所资也”。

有学者指出，香料作为世界性商品，无意间充当了联通中国和世界的角色。虽然总体上看，古代香料的流动以从西洋、中亚地区以及南洋各国流向中国为主，但产自中国的麝香、丁香等香料，也流向了其他国家。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壮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