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行楷书的复兴，以《阁帖》为主的帖学，对于书写用笔、字体结构的规范标准和唯美的追求导致了一种圆熟而程式化的书写习气。代表人物沈度（1357-1437，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人），篆隶真行均可，特别长于楷书。其书有“台阁气”，缺乏性灵，评价不高。（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卷五）承明代“台阁体”余绪的清代“馆阁体”泛滥成灾。广义解释，馆阁体是天子以及名公大臣缺乏个性的平、板、圆、匀书体。（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卷六）圆熟而程式化的书写在以手书为主的时代，对于繁忙的日常公私文书的书写是一种极为高效优良的书写能力，也是甄选衡量官员能力素养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读书人日常必须花大功夫学习的功课。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书法的应用场景有了新的扩展，需要书法发挥艺术表现力以获得更好的观赏效果时，这种书风因为缺少变化和鲜活生动的气息而显示出它的局限，难以满足要求。

/ 社会需要推动变革 /

“明清时期的商业是繁盛的，北京、南京、成都、汉口、苏州、杭州、松江都是商业更显得繁盛的地方。”（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促进了城市的扩展，带来了书法的展示观赏方式和受众对象的变化，除了社会官绅、文人士大夫、富裕的商人，即使市井百姓或耕读人家只要条件允许，用字画来装点居处也是一时风尚。这种社会需求的变化对书法的书写创作至少有两方面的推动，1.更加看重书法的艺术表现功能，追求新奇怪崛和多样化的美，区别于日常书写，书法作品作为纯艺术品的属性更为明晰；2.促进了大尺幅、大字体和品类样式丰富的书法作品的创作，以便能更好地与悬挂布置环境空间相协调，从而获得更好的展示欣赏效果。帖学书风中因时而变的杰作的出现和新兴碑学书风的兴起响应了这种社会需求的变化。

明代徐渭，在绘画上泼墨纵笔，其书也光怪陆离，气象奇伟，“画中有书”，“书中有画”，在书法的笔法和章法方面作了突破性的创作探索，对晚明和清代书法产生了影响。王铎行草书继承了二王的秀逸灵动、米芾的潇洒，而铸以汉碑、颜字的浑厚劲峻，使得其书若山呼海啸，大气磅礴。细观其笔势、墨法、结体、章法，又极变化之能事。王铎在墨法上敢于创新，运用涨墨、渴笔，结合连绵而激荡跳跃的笔法，大大增强其节奏。

傅山提出：“学书之法，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学书主张，表达了他对平、板、圆、匀馆阁体书风强烈排斥的观点。

/ 新发现带来新变化 /

清代碑学的兴盛，是缘于当时金石考据的时风、不断发现的汉魏南北朝碑刻，促进了隶、篆、北魏书的盛行。篆、隶这种早已退出日常书写应用，对一般人来说较陌生的古字体，随着新的碑版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奇怪异和古朴深奥的强烈感觉；魏碑书斧刻刀凿般的特点，透露出刚劲险峻的气息。

书画家们从这些字形结构复杂奇特，陌生而富于变化的古字体中找到了书法创作新的灵感和丰富的创作表现形式，进行了多维度的创作探索，力求把帖学的一些用笔方法融合到篆隶书体的创作中去，从而赋予其新的艺术表现内涵。如邓石如，他的篆书，除了结体上偏长，有自己的构字方法，更主要的是在用笔上以隶书的方法作篆。又如伊秉绶“用颜真卿写楷书的方法写汉隶”，“其隶用笔圆浑，没有夸张燕尾波挑，而是蚕头蚕尾，直来直往，其挑笔处，笔法意到便止，在若有若无之间，笑不露齿，最得风流含蕴之妙。”（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卷六）这种不同书体之间在用笔方法、笔画书写造型和构字特点互相参用借鉴、字形宽博壮大的创作追求，把古老的篆隶文字写出了新气象。

一些民间文人书画家在创作中，探求一种楷、行、草书体与隶书体参杂错落布局的书写方式，如郑燮的“六分半书”、金农别具一格的横阔竖细棱角凸显的“漆书”等，争奇斗巧，书坛风习为之一变。这些书画家们多方面的创作探求大大拓展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内涵和空间。书法创作的形式和展示模式由手札、册页、长卷等案牍观赏为主，拓展为适合于厅堂楼阁悬挂布置观赏的大幅立轴、中堂、匾额、楹联等，成为现代书法作品走向艺术展厅等大尺度公共空间的先声。

碑学书风从书法本体意义来说，还是属于“因时而变的结字”和布局章法方面的变化。其特点是把不同书体的字形笔画的造型和用笔特点，融合运用到早期奇崛朴拙书体、或更适宜表现宽博雄浑、富有视觉冲击效果的书体的书写创作中去，更注重单个字体的字形笔画的书写、用笔的完满自足和书写力度、字体结构的造型变化、章法布局匀称均衡，作品整体风格体现出一种建筑构成般的秩序感和古朴厚重、静穆奇崛的美，丰富和拓展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美学意蕴，这是其长。但碑学书风少了些经典法书由用笔得宜而体现出来的灵动、变化、雄强劲健、圆转流畅和节奏韵律的美，从而影响了作品自由浪漫艺术气息的表现。

近现代以来清代碑学书风始终发挥着影响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有机会看到更多经典法书的面貌，对书法艺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在继承发扬碑学书法的优良传统时也看到了碑学书法的不足，对碑帖融合的创作探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实践。

/ 启示 /

今天，书法早已退出了人们的日常书写，书法的创作如何与时俱进，碑学和帖学相斥相融变化的历史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启示。一、社会需求变化始终是影响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必然会有更多、更高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内容，书法心手互动的实践特点，使其具有了修身养性的潜在功能，从儿时的涂鸦中得到乐趣，到进行有意义的书写从而获得满足感，是人的本性的一种良性的升华，因此书写的过程和结果同样具有价值。当书法少了些功用的羁绊，与人的自由精神的活跃便走得近了。

二、 “风筝不断线”。书有各体，写有各法，但书法用笔精神和基本规律是相通的，丢了这些，书法创作就可能走入“野道”，也许就不该称为“书法”了。

三、 积极向上的精神、丰厚的科学、人文艺术知识素养的积累是激活书法创作的强有力的内在要素和动能。

四、 书法可以用于实用、可以作为艺术，也可以成为人们丰富多样化生活内容和方式的一个有益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