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绍彬建议，提高乡村医生岗位津贴补助标准，实行政策倾斜，争取逐年递增，试行岗位聘用制管理，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在严格乡村医生配置和准入的基础上，采取“乡聘村用”方式，提高村医岗位的吸引力；制定乡村医生后备人才培养实施规划，加强村医继续教育，加强村医人才队伍建设。

针对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机构甚至出现“机器不会用”等情况，安阿玥建议，对于三甲医院退休下来的副高以上医生或有特色诊疗技术、身体状况良好、个人又有意愿的，鼓励支持到县级医院进行传帮带工作。市、县级政府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务人员要足够重视，根据各地人口比例，因地制宜，保障其工资待遇不低于县级医疗机构人员水平，并适当降低晋升门槛。教育部门可以结合卫生部门需求，有针对性地扩招。如适当扩大中专院校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

安阿玥还认为，现有的医疗“软资源”下沉方式主要为“专家到基层为患者手术”，要让基层医生真正享受到“软资源”下沉红利。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侯惠荣走过全国不少基层医院，她在调研中发现，乡村医生的工作压力确实很大。“乡村病源复杂，医疗设备落后，很多乡村医生需要跋山涉水去看望病人。有的乡村医生学历水平不高、待遇不高、生活条件较差，一度缺乏‘被信任’感，这让他们的付出与获得形成明显反差。相关部门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侯惠荣说。

她建议，要让乡村医生自我感知到其本身的重要性、自身价值和从医荣誉感。要发展专业的乡村医生队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还要解决乡村医生的经济困难，让他们能踏踏实实地治病救人，不要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针对以上通报，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北京市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继泉从法律角度如是解读。他表示，根据这段表述可以看出，到手拨款少首先是作为具有该职权的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该具体行政行为，导致国家给予村医的好政策不能有效的落实。

李继泉建议，要增加政府购买村医服务的力度，重点组织村医进行职业培训，完善村医的社保制度。加强国家给予村医补贴制度的落实，完善监督体系，更好保障村医这个群体良性发展的环境，让村医解除后顾之忧，更好地服务于村民。

通许县方面表示，下一步会按照国家政策，针对村医的各项规定，严格落实。同时，加强村医业务技能的培训，更加关爱、关心村医队伍。让他们在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关口，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卫健委除了亮出“立即整改”的积极态度，更在之前就将村医问题持续纳入工作重点。近日，国家卫健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了《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方案》，文件提出，要推进“县乡一体、乡村一体”机制建设。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一批、“县聘县管乡用”和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聘用一批和从县医院选派一批等方式，解决乡镇卫生院无合格医生问题。通过“乡聘村用”、从卫生院选派医生到村卫生室开展巡诊或派驻等方式，解决村卫生室无合格医生问题。此外，要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力争到2019年底前，全面消除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

宋树立表示，乡村医生是广大农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在维护广大农村居民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和发展县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也采取很多措施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稳定乡村医生队伍，让他们更好地为农村居民健康服务。

如国家卫健委扶贫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国所言：“村医招不进、留不住，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正在解决之中。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做了妥善的安排，解决村医待遇问题我们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