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固安县城沿着106国道往南走10公里，有个掩映在树林里的小村庄，叫南房上村。前些年村口立了块石碑，上刻“鱼化成龙”，许多人推测是“鲤鱼跳龙门”之意。其实，这四个字和清代村子里出的一位大人物有关，他就是于成龙。

南房上村归属固安县柳泉镇，有270户，900口人，生活在这村的于氏族裔有60余户。村党支部书记于泽群是于成龙的十世族孙，自2000年上任至今，67岁的他还在为村子里的大事小情操劳着。于泽群说，“鱼化成龙”碑是为纪念村上走出的清代高官直隶巡抚于成龙所建，寓意奔腾向上的力量。

“小于成龙”威名一点不小

电视剧《于成龙》热播之后，“于成龙”成了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廉吏”。很少有人知道，清康熙年间，同朝为官的有两个“于成龙”，他们“名同姓亦同”。这两人都深受百姓爱戴，“前于后于，百姓安居”的民谣流传甚广。“前于”就是电视剧《于成龙》中的山西于成龙(字北溟)；“后于”就是直隶固安人于成龙，康熙皇帝赞誉他为“廉能天下最”。

在300多年前的通州，没人不知道“前于后于”，这句话说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于成龙，另一个还是于成龙。因为两个于成龙年龄相差22岁，通州人也称他们为“大小于成龙”。 两人不但同名同姓，还都曾在清康熙年间治理过通州，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又先后担任过直隶巡抚，都以廉能闻名，惠泽万千百姓。

康熙十九年(1680年)，老于成龙被擢为直隶巡抚，推荐辖区通州知州小于成龙；20年，老于成龙当了一年直隶巡抚升两江总督，看到小于成龙廉洁能干，就向皇帝推荐他升任江宁知府，他两个共治一地，成为康熙治理两江的左膀右臂。后来山西于成龙去世，固安于成龙亲自主持料理了他的后事。这两个康熙一朝的政治明星成为不朽佳话。

300多年后的通州“运河清风”廉政文化主题公园的“前于后于”——两米多高的花岗岩雕塑，让大于小于又回到了通州。

陶文冬详说小于成龙为啥是固安人

陶文冬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母亲正是南房上于家人。基于这种关系，酷爱文史的陶文冬对于姥家祖上的于成龙多有研究，近些年先后收集收藏了有关于成龙的相关古籍善本、碑文拓片等上百册，致力于于成龙历史文化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听说我们前去采访，他头天晚上赶回固安。他的解说很是严谨，为我们打开了思路。

他说，叫小于成龙是个亲切的称呼，为的和老于成龙区分。固安的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生于清崇德三年，出生地为辽东盖平县，祖上为辽东望族，生父于国安(汉军镶黄旗)，母亲康氏。

于成龙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居广宁闾阳驿(今辽宁省北镇市)。他9岁入小学，11岁举家入关至北京通州张家湾，13岁时移居延庆州开始科举学习。由于封地的因素，于成龙16岁时随生父定居固安南房村，就是现在的南房上村，此后他在宦海沉浮，他父亲在此定居，死后葬在这里。于成龙开始学习满文。20岁进国子监学习，23岁毕业做了吏部笔帖式。他大伯于得水屡有战功，无子嗣，生父于国安将他过继给于得水。康熙七年于成龙(30岁)蒙荫做了乐亭县令。《咸丰固安志》《光绪固安志》《民国固安志》中均有固安南房于氏家族与于成龙的有关记载。

南房上村于氏家族墓原占地30亩，“文革”被毁。在南房上村委会里边的小院，我们见到了一些大型石碑，现存康熙御赐诰封碑数块，残损龟趺两处，材质良好，是于成龙父亲受皇封所建。

现在，固安县一部原创大型舞台剧《永定河》进入排演程序，主创就是陶文冬，据他介绍，这出大剧融合了舞蹈与话剧艺术，用更加创新的形式演绎了康熙三十七年浑河沿岸百姓在于成龙的带领下，众志成城，艰苦奋斗治理浑河的故事。陶文冬说，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于成龙历史文化故事出版发行，力争搬上舞台、荧屏。于成龙历史文化故事具有巨大的研究与文化创作价值。

于泽群讲述于氏孝行好家风

于成龙生父于国安以孝行著称，乡人尊其为“长者”。康熙元年，于成龙生母康氏病势沉重时，于成龙日夜在一旁陪侍，担忧恐惧，生怕母亲逝去。有个医生开方子说：斩蛇烧成灰给病人服下去可以痊愈。于成龙听后拿起棍棒跑到荒野，蹲守几个昼夜才捕获蛇。康氏老夫人去世，按当时规矩，他可以在家守孝27个月，他哀伤至极形销骨立。

康熙十四年，于成龙任乐亭县令。生父于国安生病时，于成龙从固安把老父亲接到衙署，奉侍汤药，悉心照料。父亲考虑到儿子已经过继给自己大哥，当官清贫，就想回固安以免给儿子添麻烦。于成龙一听，跪下痛哭着求父亲留下。于成龙勉励弟弟攀龙好好学习来安慰父亲。父亲去世后，于成龙悲伤成疾，以致不能饮食。晚上，梦见父亲抚摩着他胸口，等到醒来，于成龙吐出不少多日存在心里的秽物，病也好了起来。

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途中表扬时任江宁知府的于成龙：“才守第一”，提拔他为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回京后高兴地奖励他的养父于得水，赐他一套貂镶朝服，一套貂裘。并晓谕八旗，命令大家像于得水学习教育儿子。于成龙升任左都御史时，继父于得水写下“君恩臣职，运道民生，冰横国帑，节用爱人，躬行表率”的家训勉励他一心为民，忠君报国。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的样子，大学问家王世祯在于得水墓志铭中称赞这对父与子“得其所”。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龙赴任直隶巡抚，特意向康熙请假取道固安为亲生父母扫墓，康熙为他的孝行所感动，批准了他的请求。皇帝知道他为官清廉，没有回家的盘缠，差侍卫传旨赏银千两，表里二十匹。于成龙将赏赐银两修葺祖坟，并在坟前长跪不起，失声痛哭。慨叹：忠孝难两全，唯有勤政以告父母恩。

康熙二十六年，于成龙随行康熙皇帝巡幸霸州路过固安。皇帝在行宫五次召见于成龙，询问于成龙亲生父母事略，赏赐于成龙。皇帝眷念于成龙清贫，嘱咐他要“惜身报国”。

康熙三十年，于成龙54岁，于成龙被调往京城任左督御史，全家搬往京城。康熙知道他无钱购置宅院，全家只能四处散居，康熙皇帝为其清贫与孝顺感动，特赏赐其宅第一百九十四间。

康熙三十九年，于成龙任河道总督。在修筑邳州大堤时一病不起。他叮嘱儿子于永裕：命不久矣，深受皇恩，无以为报，今天唯有三件事没有做完：大堤工程未完；你的祖母(养父于得水妻)年已八十，我却不能侍奉；第三就是你祖父母的坟还没有修葺，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刚正不阿整盗匪

康熙二十五年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京畿之地“旗棍”势力集团与地痞流氓盘根错节。于成龙上任保定后开始了大规模整治活动，一年下来，京畿肃然。

直隶有旗棍叫沈颠，居易州，为害百姓。先经巡察部堂魏象枢访拿，这沈颠侥幸赶上大赦，出狱后仍怙恶不悛。被州民殷弘勋告发，于成龙命令知州捉拿。到案后的沈颠竟然咆哮公堂，持刀赶杀知州，知州险些丢命。于成龙上疏特纠，得旨严治狱具，后将沈颠在闹市处决。

司九冒称旗人，私养马匹，勾结旗民数百人，党羽盘踞大兴、东安等处讹诈民财，趁机抢劫行客。正白旗人鞭杆总大头儿刘得功、胡姓镶黄旗人、正白旗高老公、监生崔有库等助纣为虐最为凶恶。于成龙将他们捉拿正法，盗匪一下子绝了根，“百姓悦服焉”。

积年恶棍刘平成，曾经巡察部堂魏象枢捉拿但侥幸漏网，后仍纠集同党恶霸郭庄头、王锡等人，把持衙门，诈害地方。又于涿州巨马河两岸强占渡口，诈索过渡行人。于成龙察访有据，恭奏治罪，民害顿除。

上任之初，即分拨弁兵巡察访拿盗匪，并设立保甲连坐方法。旗人王三、佟三、佟邦辅、王和尚、侯君平、侯四、单二、李大胡子、张大等，新安县民张凤鸣、雄县民侯士伟、容城县民宁承宗、新城县民李天福先后自首。京畿一带抢劫案件直线下降。

直隶管辖的真定下属赞皇县有一座山叫纸糊套，这个地方是三省交界处，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从明朝开始，被几千强盗偷偷占据。他们趁人不备就进行抢劫，周围的几个县都受到损害，却没有人敢过问此事。于成龙单人独骑进入深山，到盗匪那里去和他们讲明作盗为祸，放下武器接受招安为福的道理。最终，强盗首领李斗为首的一十八个强盗向着北京方向叩头，表示愿意悔罪投诚。

督运大军粮草

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再次袭掠大清藩属蒙古。康熙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前去讨伐。数十万大军给养粮草事关重大，皇帝特地起用于成龙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职务来总统督运粮饷：“朝廷凡内外所有大小文武官员听其调遣，六部不得掣肘”。

“沙漠不毛之地，不知其几千里也”，于成龙一路北上外蒙督运粮草所遇困难非言语所能表达。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为运粮草造车六千辆，每辆车需牲口四头，仅拉车的牲口就有两万四千头之多。在北上穿越浑善达克沙地时，不期遇到雨雪，车队深陷沙漠无法前行，累死的骡子、骆驼和马匹达数千头。从康熙皇帝给太子胤礽的上谕中可以看出，牲畜多从中原征调，不适北方气候，病死的牲畜很多。身在外蒙古克鲁伦河畔前线的康熙皇帝也面临了断粮的威险。虽知噶尔丹逃窜，但因粮草不济而无法全军追击，只能以小股轻骑兵带五日粮草追击。康熙皇帝率众回迎粮草，每天只能吃到一顿饭。为快速冲出沙漠，于成龙身先士卒砍伐柳枝，混合泥沙晒干后制成一块块“铺路石”，方使运粮大军通过沙漠，保证了战役的最后胜利。第五十九天，当于成龙率领头运车队风雨兼程率先抵达外蒙御营时，原本已生恼怒的康熙皇帝和将士们看到衣衫褴褛、遍体鳞伤、满身泥污，而且每天也只吃一餐的运粮车队，不但没了怒气，而且心生敬佩。不久，噶尔丹大军被击败，噶尔丹只带十余人逃走。

康熙三十六年春，为彻底消灭分裂势力，已经六十岁的于成龙第三次随队出征噶尔丹，仍然负责督运大军粮草。于成龙征集粮草于宁夏石嘴山，率队向北望狼山而行。第一天刚进入戈壁即迷路，凌晨望星辰向东进发，直到黄河方得到水草。第二天继续向北望狼山而行，直到傍晚才在茫茫戈壁找到水草。第三天继续北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水草，绝望之际只得开始挖井，竟然喜出望外挖到一眼甘泉。据《如山于成龙墓志铭》记载：“此地四觅无水，唯斯泉取之不竭，能饮人马数千。”

北上将近两个月，抵达外蒙戈壁阿尔泰山下的郭多里巴而哈孙。前方捷报传回，噶尔丹已死。于成龙便依旨屯粮于外蒙，建城储粮，后来人们把储粮地叫做“于城”。于成龙此次督运为彻底消灭噶尔丹立下了赫赫战功，官加四级，获拜喇布勒哈番世职，准袭两代。

“永定河”名称由来和于成龙有关

于成龙的治水活动始于做乐亭县令时。康熙七年(1668)六月，乐亭大雨，滦河水泛滥至城下，深达七八尺。当地百姓房屋倒塌，农田受损，于成龙带领百姓筑堤修河，至今这段佳话仍在乐亭滦河沿岸流传。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以安微按察使职务“督理下河”。他提出“疏海口，作下河水道”的主张，与河道总督靳辅“于下河筑长堤，束水注海”的理念发生剧烈冲突。当时，河道总督靳辅认为应以“束水攻沙”的方法大治淮黄堤坝，使“河归故道”。事实证明，靳辅的治河方略还是有成效的。但是饱读治河方略的皇帝更倾向于成龙在治河上的主张。

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靳辅死后，于成龙遂受命为总督，成为靳辅、王新命之后的河道总督。于成龙并未因个人颜面完全放弃靳辅治河方略中的合理因素，“彼时自己妄言”，“今亦视(靳)辅而行”。“筑堤”“疏浚”两者并举，反应了他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精神。治理下河的实践为康熙三十七年治理永定河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因黄河风涛险恶，漕运不便，曾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遥堤、缕堤内，挑开一道三百里中河，并改由仲家庄出口，建双金闸一座。漕船一出清口，即可截流径渡北岸，由仲家庄运口进入中河(又称中运河)，历皂河、泇河北上。自此，中河代替了明代以来的“河漕”，使黄、运分离，避免了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

新任河督于成龙因中河逼近黄河大堤，不便再筑堤束水，于是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新河一道，命名为“新中河”。

康熙三十三年他在上书中指出：大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大堤低矮单薄的都应加高筑厚，高家堰诸处改石质工程，毛城铺诸处加以疏浚引导，江浦以下江都、高邮诸处大堤，建议大举修治。

康熙三十七年，霸州、文安河水及清河、漳河、浑河漫溢，淹没旗人及当地百姓庄田无数，浑河泛滥竟曾经冲坍午门一角。康熙帝命于成龙以总督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官衔代管直隶巡抚。于成龙提出浑河筑堤疏浚方案，他奉命与西洋人安多(葡萄牙人，传教士)前往勘察，确定治理方案，奏称六月内可以完工。于成龙亲自查勘浑河河道，决定在加固石卢(石景山——卢沟桥)段旧堤的同时，对卢沟桥以下河段进行大规模治理，疏筑兼施，既筑河堤，又浚河床。在治水的同时注意治沙。他注重上、中、下游全程治理，改变以往历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他亲临河边指挥，监督河工挑新河，连康熙帝也亲临指授。

新河自宛平之卢沟桥至永清之朱家庄汇入狼城河，注西沽入海，五月即大功告成。史载：“康熙三十七年，由良乡之张家庄至东安之郎神河重开一道，束以南北场地，由固安、永清之北，引流直出柳岔口三角淀，以达西沽，赐名永定河。此康熙中年以后总河于成龙所改之道也。”康熙斟酌再三，将浑河、无定河赐名为永定河，题额建碑，首次敕封永定河神。显然，由于成龙提议，康熙帝定名的“永定河”，是针对旧名“无定河”反其意命名的。

这次治理后，卢沟桥以下新筑180 余里的南北大堤，连接旧堤石卢段，有效地遏制了永定河下游改道，使得京城免受永定河水泛滥之苦，“畿下民田颇多受益，百姓交口称赞”。“永定河”美名至今已沿用三百多年。

于成龙的治理使永定河平静了25年，之后40余年基本没有改道。

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河督一职再次出缺，皇上又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淮。当时，黄、淮两河泛涨，民田多处被淹。于成龙肩负皇命，披星戴月带病奔走两河，勘察灾情，欲把治理永定河行之有效的方法运用到治理黄淮上。却因日夜操劳，河务浩繁，积劳成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南巡视察河务，看到于成龙身体羸弱，接连赏赐御药、御制诗，嘉奖其勤勉。于成龙更加废寝忘食地投身河务，但病情不断加重。

十月，他实在坚持不住了，疏请休假两个月，康熙帝命御医送以良药。翌年二月，于成龙扶病亲临淮上视察河道，病情愈加沉重。

二月二十三日，他叮嘱儿子永裕：“我现在病入膏肓，药饵已经不能治愈。治理两河关系国计民生，卧病治理是断然不行的。赶紧上书，请皇上另派贤能大臣，不要耽误了国家大事。”直到临终，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治理黄淮。四日后，于成龙病逝于淮署。康熙闻讯深为痛悼，两次遣人谕祭，加封谥号曰“襄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