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喜庆的氛围，让我回忆起20年前，我受邀参加国庆观礼。在观礼台上，我看着一辆辆承载着我国50年伟大成就的彩车从面前驶过，内心非常激动。作为在外留学的中华儿女，我强烈地感觉到，应该用自己所学，为国家做些什么。

当天下午，我和几位团队成员在长城下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回国，发展我们自己的芯片事业，为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探索一条道路。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同志找我谈话，提出我国已经有了“银河”工程，我们这个工程就叫“星光”。我特地又提出加上“中国芯”——这三个字代表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之心。

就这样，星光中国芯工程正式起航。

此前，我们在美国硅谷曾创立过一家科技公司，深知硅谷之所以厉害，除了表面上看到的技术人员扎堆、能把握行业前沿方向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任何一个小的创新种子，在那里都可能长成大树、森林。

为此，1998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的报纸上，介绍美国硅谷的创新经验。

现在，我们有机会把当初的设想在祖国实现，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幸运的是，星光中国芯工程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北京市政府，以及各方面的支持。经过多年实践，我们也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之路。我把它总结为三个要点。

第一个是找准创新方向。

1999年的中国，在商用芯片领域基本处于一穷二白的面貌。当时，我们在国外曾主攻数码成像技术。这在当时全球都是一个空白领域。这两个空白，正是我们发力的空间。过去，市场上的摄像头都很复杂，需要用五颗芯片组成一个摄像器。我们的方向，就是把它们集成在一个芯片里，体积更小，功能更强。

我和杨晓东、金兆玮、张韵东等核心团队骨干用了两年多时间，集中力量在这个点上寻求突破。终于，2001年，我们第一颗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芯片“星光一号”诞生，用数百项专利，撬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苹果、索尼、三星、惠普、IBM、飞利浦、戴尔……国际上的主流品牌厂商，基本上都用了我们的芯片。当时，我有个小本子，把国际上最著名的品牌都记在上面，每打进去一个，品牌就勾掉一个，直到把所有的选项都勾掉，当时一度垄断了这个市场，占有国际60%至70%的市场份额。

我们接连推出了星光2号、星光3号、星光4号、星光5号，成功地在电脑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实现了长期领跑。这也为后来互联网时代来临，为微信、Facebook等传输图像信息提供了基础条件。

2004年，星光中国芯工程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人民大会堂从国家主席的手中接过了证书。2005年，星光中国芯工程运营主体中星微电子，又以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纠纷的中国本土科技公司身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此上市的芯片技术公司。

2006年，当我们的芯片应用在苹果第一代超薄型电脑上，第一次将摄像头嵌入很薄的电脑屏幕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够将这个相机做得这么小、效果还这么好？现在，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技术进步的力量。技术创新需要积累，也面临强大的竞争，先发者往往具有巨大的优势。我们的突破就在于先期就有一定的技术积累，而且了解行业前沿，知道市场所需，并且占得了先机。这几点，缺少一样，我们都不会走得这么顺利。

第二个是抓住技术演进规律不断突破。

技术进步无止境。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明白的道理。

据统计，2018年，我国芯片进口花掉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这说明我们自己能做的芯片还比较少，市场对外依赖比较大。而星光中国芯从2001年开始，出口了我国第一颗商用芯片，成功打入了国际市场。这说明，我们的技术得到了客户认可，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20年来，星光中国芯工程总共申请了十五大核心技术专利体系，每个领域都在国际上取得了突破，现在已经有3000多项专利，而且主要是发明专利。我们在可视通讯方面，为国内、国际创设了标准。比如，参与制定了手机可视通讯的MIPI国际标准。2006年，世界半导体设计协会给我们颁发了GSI大奖。

创新核心在人。我们这个团队，核心骨干现在有上千人，其中100多位是从国外回国的优秀高端人才。我们与清华合作建立了中星微芯片研究中心，我自己在清华作为兼职教授也会给学生讲些专业课，已经培养了120多位硕士和十几位博士，还有数量更多的本科生。

从技术到产业，是一个飞跃。比如安防市场，全球越来越重视。我们和合作伙伴一道，推动中国安防市场走在全球前沿。

我们基于核心技术，在安防领域牵头参与制定了我国《安全防范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标准》，简称SVAC国家标准。在国标委、公安部、工信部等部门联合推动下，它成为强制性标准体系，在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数字边界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现在基本实现了安全网络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程可控和全时可用，成为全球公共安全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张名片，让人民群众真正有安全感、幸福感。

第三个是政企合力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星光中国芯工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不仅体现在创新上，也体现在营商环境改善上。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比如，成为中关村第一个以无形资产入资的公司、财政部第一个用风险投资方式注资的公司，等等。

1999年，我们回国时落脚在中关村，当时国家规定的注册公司管理办法，与美国差别很大，公司入股都需要用现金。我们是第一家以知识产权作为股本占35%股份，成立的公司。要知道，当时怎么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价格，就是颇费周章的事。

在国家财政部电子发展基金直接投资下，在工信部直接领导下，在科技部、发改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承担并且启动了星光中国芯工程，建立了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随着营商环境改善，在我们之后，有数百位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创业，有很多企业最终实现在美国、在香港、在内地A股和创业板上市。随着中星微电子上市，财政部的投资也以溢价20多倍退出。2014年9月，以此为基础，并总结地方探索的经验上，工信部、财政部指导下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基金，有力推动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20年来，星光中国芯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我本人也荣获了很多国家级荣誉，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包括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团队在2004年和2013年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等。这既是知识分子许身报国的荣耀，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面对未来，我们正走向产业深处。随着摩尔定律接近物理应用极限，理论界和实务界正在寻求新的突破。我们也提出并开始应用XPU—智能摩尔定律，希望从原来物理层面、信号层面直接过渡到信息层面，为产业开拓更广阔的前景，为人类信息传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