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李毅中，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5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六，西方情人节，这一天快到下午四点，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214人遇难。

第三天，大年初八，大家都上班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加强安全生产的六条决定，其中一条就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总局、正部级单位,当时我们参会都听到了这个决定。

那一年的正月十六，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中组部的同志找我谈话，宣布任命我任安监总局局长。我表态愿意为国分忧，同时，也谈到了我所理解的安全生产的“五要素”，也就是安全责任、安全法制、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和安全投入。

听说了对我的新任命，不少老同事、老朋友向我表示支持和“安慰”。可见大家对这个岗位的关注。

2004年、2005年，全国安全生产事故高发，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了顶点。2005年全年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17起，其中一次死亡100人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多达4起。按照规定，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总局的“一把手”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用同志门的话说，“早晨上班不知道晚上在哪里”。大家在机关准备了行装，随时准备赶赴事故现场。

2005年11月，吉林化学公司双苯厂爆炸，硝基苯污染了松花江。这本身是一次安全事故引发的环保事故，国务院领导吩咐我，把这个事故的处理一起抓起来。我当时在事故现场，11月底的吉林早已冰天雪地，为了防止硝基苯流入黑龙江进而流入俄罗斯，我们的武警战士就在冰面上打孔，每隔两米扩一个洞，把草包放到洞里，再站在冰上用绳子拉着，用它去吸附硝基苯。现在回想那一幕，我依旧难忘那个寒风刺骨的深夜。

事故处理完后的那天，我记得是11月27日晚上，我回到北京。谁想到夜里两点，电话响了起来———黑龙江省七台河煤矿发生特大井下煤粉爆炸事故，后查明造成171名矿工遇难。我赶紧给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志打电话作了简要汇报，请求他给我们调架飞机。因为我们安监总局就有好几十人要过去，再加上专家和记者，这么多人如果等到第二天再去机场买票走，恐怕无法在第一时间到事故现场。华建敏当即就说“我支持你”，并马上协调了一架飞机给我们。一大早，我们就坐这架飞机到了黑龙江，第一时间处理事故。

当年最后一个百人死亡事故，出在唐山刘官屯煤矿，又是瓦斯爆炸。12月7日傍晚五六点钟，我们接到的事故报告，马上组织人员开车奔赴事故现场，当时的路况不如现在好，一路颠颠簸簸，我们走了五六个小时。

这一路，我前后接到党中央、国务院四位领导的电话，首长们十分关心事故状况，并责成我们立即拿出防治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治本之策。我在去唐山的路上认真思考，想了12条，然后赶紧打电话给助手王显政，他在机关留守，我跟他说，你也赶紧准备。

几天后，事故处理完，我们回到北京就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黄菊同志做了汇报，他赞成我们提出的12条治本之策。待温总理出国访问回来之后召开国务院常务会。我记得那天是12月22日，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汇报12项治本之策，在会上通过了。这12条政策涵盖了保障安全生产的方针理念、落实主体责任、科技进步、加强专项治理、安全技术改造和人才培养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安全发展”理念。我参加了中央起草组，讨论到安全生产的话题，大家在思考把安全定位在文件的哪个部分。我向起草组领导同志汇报：“安全生产事故高发，形势十分严峻，能不能把安全生产的问题往前面放放？”领导对我说：“把‘安全发展’的理念写到前面。”后来，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三大发展，即“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这三大“发展”，成为了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2005年3月底，我刚任安监总局局长，山西省发生了一次煤矿重大安全事故。我赶到现场时，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也赶到了。在现场处理事故时，成平同志就跟我说：“毅中，你知不知道‘官煤勾结’的事？一些地方官在小煤矿有股份，这是安全事故频发背后的根本原因。”我当时对这个事感到震惊，回来以后我就跟时任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同志汇报了这个事，中纪委很重视，下派了调研组。

通过调研，大家把这个事的关联度，从“官煤勾结”扩展到了“官商勾结”。当年9月，中纪委下了通知，清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有企业负责人）在煤矿入股的问题。当时说一个月就要搞完，但因为中央精神传达到地方需要时间，地方落实又需要时间，结果又延长了一个月。从那以后，中纪委加大了清查力度。这么一整治，小煤矿没有靠山了，安全生产的一个大漏洞被堵上了。

2005年5月，全国人大组织了安全生产法执法大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位副委员长带队，我陪同李铁映副委员长在辽宁检查。5月19日早上8点要开大会，我要作报告，7点多，电话又响了，河北承德暖儿河煤矿爆炸，60多人受困，我赶紧和赵铁锤副局长一起赶到承德处理，经昼夜抢救，最后还是有49人遇难。

安全检查回来，我把李铁映副委员长说的“我们不要带血的煤”和人大的意见向国务院领导做了汇报，研究提出了整改措施。全国政协为安全生产的事也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纪委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这是我们工作的底气。

记得那时，我跟我的同事们常说，我在国资委任党委书记时，和搭班子的李荣融主任形成共识是“低调、少说、多做”。到了安监总局，我们要高调，“没有枪、没有炮，只有一把冲锋号”。要把冲锋号吹起来，动员所有人向安全生产事业“进军”。

搞安全生产监管，要做到严格执法，“六亲不认”，针对违法违纪现象严重多发的状况，必须“重典治乱”。这方面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给我们提供了有力武器。

2005年8月9日，广东省兴宁市煤矿透水，123人遇难。事故处理后，国务院责成法制办和安监总局半个月内拿出“预防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的特别规定”，8月31日实行。这个“特别规定”严格了对事故的责任追究和行政处罚。

2005年安全生产事故高发、频发、复发，大家反映，原因之一是对事故刑事犯罪量刑、判刑过轻，最高只判有期徒刑7年。建议对情节特别恶劣、造成重大伤亡的违法人员加重判刑。如2006年5月18日大同市左云县新井煤矿瓦斯爆炸特大事故造成56人遇难，对其矿主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行贿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起到了震慑作用。2007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强化了对违法犯罪的惩治。

（口述/李毅中 整理/本报记者 崔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