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台南，台风过后，经历了一场豪雨的荡涤。上午还很安静的台南市永康区大湾路652巷1号台湾中华联合党党部，午时刚过，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概有七八十位穿着红色或藏青色马甲，上面写着个人姓名的民众陆续向这里聚集。

“他们是来参加升国旗和声讨破坏国旗者的。”看到人民政协报记者一脸疑惑，台湾中华联合党主席徐照雄解释道，就在台风经过台南之前，飘扬在该党部上方的五星红旗被人偷偷破坏，不仅旗杆被折断，红旗表面也被人涂上“台独”符号。

“‘台独’势力一是容不得五星红旗在台南这个‘绿地’上飘扬，二是针对我本人的挑衅。”谈起红旗被破坏，徐照雄一脸的愤怒。

其实，对于“台独”势力容不得五星红旗在台南飘扬，这并不难理解。而他们对徐照雄的挑衅，则缘于徐照雄的经历——一个曾经的“台独”铁杆支持者如今成为“台独”势力眼中最“顽固”的“统派先锋”。

■反蒋介石独裁统治，他“被台独”

1941年，徐照雄出生在日据时期台南县城的一个富裕家庭。徐家原籍福建厦门同安县，祖上随郑成功来到台湾。在台南，徐家算是“根正苗红”的“本省人”。徐照雄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是很大，却很成功。除了生意之外，徐家当时在台南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

正因为家庭条件好，徐照雄从小除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外，也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西式文化，他在书里看到西式民主、自由。从那时起，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成了这个年轻人内心的一种追求。徐照雄说，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还与他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关。

徐照雄的年轻时代正赶上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反动统治时期。为了实现反攻大陆目标，退居台湾后的蒋介石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奉行更加独裁的统治外，为防止解放军情报人员对台湾的渗透和中共地下党的发展，并吓阻台湾人民追求民主。除了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严格控制岛内外人员进出外，之后的蒋介石集团“立法院”又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以及《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纵容情治单位机关网罗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动。当局的公权力在长期戒严中被滥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完全失去保障，导致这一时期很多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又恨又怕。而当时台湾情治系统乱抓滥捕的最惯用罪名就是“通共、通匪”和“台独”。

长期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让台湾民众内心出现反抗意识。那一时期的民间，尤其是中南部台湾出现活跃的“党外运动”。高中毕业后，徐照雄便应征参加到国民党军队服兵役，退役后积极参加“党外运动”。他在23岁那一年，投入台南县议员选举，最终以党外人员身份高票当选台南县议员。徐照雄的当选极大地鼓舞了“党外运动”士气。在台南乃至整个台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也引起蒋介石当局高度关注和警惕。

因为不满当时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国民党官僚系统的腐败，刚刚当选议会议员的徐照雄在问政风格上与当时腐败官僚体系格格不入。尤其是他直接参与对地方水利、公路、桥梁建设工程领域中出现的腐败问题的揭露，让他很快成为国民党当局和利益集团要扳倒的地方重要政治人物之一。

一位近九旬、曾经在台南县政府任职的老人告诉人民政协报记者，他当时就曾参加迫害徐照雄的相关会议，知道当局将把徐照雄以“台独”分子名义进行法办。“后来，一些知道内情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情况，让我赶紧跑。”徐照雄说，就这样，为了逃避迫害，他于1970年匆匆离开台湾去了美国。

■“逃亡”归来，他走上“台独”路

令徐照雄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离开台湾就是20年，归乡路也因此遥遥无期。在当时，台湾“内政部”有一个所谓“黑名单”，名单上的人被视为“危险分子”。按规定，只要上了这份“黑名单”的人就不能再回到台湾。据1990年台当局解密，该“黑名单”总共有1.4万多人，徐照雄就名列其中。

“1970年的时候我还真不是‘台独’，而且当时台湾岛内很少有真正搞‘台独’的，那时候搞‘台独’的一般都躲在日本。”徐照雄说，从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后，日本就是最主要的“台独”者基地，即便今天在日本依然生活着一批支持“台独”的台湾人。徐照雄说，因为自己不是“台独”，所以当初选择了去美国而非日本做逃亡地，就是想区别自己与“台独”不同。他坦承，当时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追求民主与自由，反对蒋介石独裁体制，才走到了与当局对立的一面。

到美国后，徐照雄先是到加州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毕业后又入美国PCU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回不了台湾的徐照雄，硕士毕业后只能留在美国发展。从最先的打工，到后来搞小型房地产开发，之后又从事酒店业。但无论怎么忙，他对政治的关注度并没有因为“流亡”而降低，他时刻关注台湾岛内情势。

在美期间，徐照雄经历了中美建交和美台断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能回台湾，年轻的徐照雄开始把目光转向祖国大陆。尽管自己和大陆从来没有交集，但在他心里，从小读的教科书里，大陆就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在友人安排下，1974年，徐照雄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期待从美国来到祖国大陆，但很快又返回了美国。徐照雄说，当时大陆“文革”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到处都乱哄哄的，他不知道在大陆能干些什么。

随着台湾当局解除党禁、报禁，引入西方制度，1986年民进党宣布成立，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当局宣布废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1990年，台湾有关部门也废除了那份被禁止返台的“黑名单”。知道的那一刻，徐照雄哭了，当年他处理了美国生意，带着家眷返回了阔别20年的家乡台南县。

回到台湾的徐照雄，一想到因国民党迫害而背井离乡20年，对国民党的那种恨在内心燃起，加上民进党一些人不断做工作，1993年徐照雄加入民进党阵营。

一入民进党，徐照雄便出钱、出力,甚至喊出“要推动台湾独立”。在徐照雄看来，当时台湾反攻大陆已经不可能，而台湾经济发展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GDP占到整个大陆GDP的40%左右。“既然不可能统一大陆，台湾和大陆之间，又是谁也管不到谁，那就干脆独立好了。”此时的徐照雄立场已经“绿化”，追求“台独”成了他的理想目标。

因为有过议员经历，徐照雄懂得，民进党要实现“台独”，就一定要进入“立法院”、议会、各个公权力机关。但因为民进党是诞生于草根阶层的政党，在各地基本缺乏组织机构，更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而台湾选战打的就是“组织战”和“资金战”。为了全力支持民进党，徐照雄自己出钱，筹备成立民进党首个在台南县最大的基层党部——永康市党部,该党部在当时民进党还没壮大的情况下，居然拥有党员1000多人。

徐照雄有打选战的经验，为了推动“台独”，他在台南县永康党部4年主委任内，将自己政治经验，用在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立委”和县长改选、县议员和市长改选的辅选过程中。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时，他为陈水扁辅选，结果陈水扁仅在永康地区就取得5万多张选票，成为全台最大地区性票仓。除了陈水扁外，徐照雄还先后辅选了民进党提名“立委”，让一大批“台独”分子进入台湾公权力机关。

而在基层，徐照雄又为陈水扁前助理苏焕智选台南县长辅选，最终苏焕智在永康也获得高票，进而当选台南县长。此后他又为议员辅选，将民进党提名的台南县议员候选人陈秋萍、林宜瑾、黄伟哲送入议会，为苏智焕保驾护航。可以说，徐照雄在培养和助力“台独”势力发展上曾不遗余力。

■反对“去中国化”，他与“台独”分道扬镳

2007年，因陈水扁连任以来任用了大量贪腐官员，甚至很多人肆意破坏“法纪”，引起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组织的百万“红衫军”讨伐。加上陈水扁第二任上台后大肆修改教科书，搞“去中国化”，将台湾人与中国人分离，这引起了徐照雄的不满。

在当时的徐照雄心里，自己虽然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他心里的“独立国家”不是陈水扁和今天蔡英文追求的建立“台湾共和国”。他心里的国家还叫“中国”，只是不再包含大陆地区的“中国”，其实质就是李登辉的“两国论”。“当时我的心里绝对不能接受自己不是中国人这个概念。”徐照雄说，自祖上从福建来到台湾，从自己在台湾上学到被迫“流亡”美国，然后再回到台湾，没有一天他会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也因此，他与民进党反目。

2006年在受到“台联党”邀请下，徐照雄离开了民进党，成为“台联党”台南市主委，并任“李登辉之友会”台南总会长。

加入“台联党”之前，徐照雄原以为该党是李登辉创办的，其在“国家认同”上奉行的是不含大陆在内的“中华民国”。“因为在两岸没有统一之前，多数台湾人还拿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这一点在情感上至少还说得过去。”徐照雄说，然而，加入“台联党”不久，他发现该党其实和民进党是一丘之貉，他们也要割裂台湾的中华民族历史。于是，2010年他退出了“台联党”，并于次年组建了中华联合党。

徐照雄说，自己当初热衷于政治运动，和大多数台湾人一样，就是渴望自由和民主。“这一点和大陆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原因相同。”徐照雄说，即便自己当初支持“台独”，但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台湾真的要“独立”了，自己就不是中国人了。徐照雄说，无论两岸关系如何变化，台湾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都难以接受和认同改变自己“中国人”身份，因为这是祖辈留下的烙印，每一代人都会继承。

■从主张“独”到支持“统”，什么改变了他？

离开“台联党”，除了不认同它与民进党在国族认同上一样的“去中国化”外，其实还与2010年徐照雄一次广州之行有关。

那一年，两岸已经恢复了制度化协商，大交流和开放大幕已经拉开。但对于台湾岛内而言，尤其是“台独”阵营来说，“反陆”“恐陆”情绪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加。此时对民进党和“台联党”已经产生反感，但还是“台联党”重要成员的徐照雄，在一位台商朋友鼓励下，带着忐忑的心情“偷偷摸摸”地踏上赴陆考察之旅。

为了谨慎起见，他先从台湾到了澳门，考察回归后的澳门发展，又从澳门去了广州。在广州，徐照雄用了几天时间，以一个老财经硕士的学识修养和曾经商人的眼光，观察广州、细品大陆。所到之处，他被大陆的发展折服，而1974年大陆留给他的“乱哄哄”和当时极度落后的印象一扫而光。

那一次，他跑了半个广东省，还坐上了大陆的动车。

“我看到了广东速度，广州建设，不要说台湾，即便是美国、日本也有很多方面也赶不上。”徐照雄说，那一次他放弃了几十年追求“独”的理念，而“统”则占据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追求的“独”，如何能在一次短短考察后迅速转变成“统”？

徐照雄的解释是，从1990年被允许回到台湾，他看到台湾当时的发展充满活力和生机，无论岛内工业发展，还是县市乡镇的市政建设，一点都不比美国、日本差。“但1990年后的20年间，尤其是2000年台湾引入西方选举制度后，岛内出现首次政党轮替，国、民两党轮流坐庄，从此政党恶斗不断，台湾社会陷入蓝绿纷争，整个社会陷入停滞，我一生追求的所谓民主被民粹取代。”徐照雄说，而反观澳门，在回归后，经济成倍增长，市民收入翻了好几倍。

“我不是学政治学的，但我结合广州、澳门发展，再回想台湾发展时期（1970到1995年左右），发现都有一个规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最好的发展阶段好像都与一党执政有关。”徐照雄说，自己奋斗了一生，内心深处确实认为自己在为争取民主而奋斗，但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却又在心里产生一个存在了很久的疑问——为什么西方多党制的民主下，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以走出政党恶斗的怪圈？

徐照雄说，自己在美国生活了20年，去的时候全美基础设施什么样，到今天去还是什么样，没有改变；美国很多乡村道路和城市建设都是上个世纪早期建设的，一些地方破破烂烂，但就是没有哪一任总统可以去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政党制度造成的。徐照雄说，在多党制国家，所有重要决策要由国会来定，而国会恰恰就是政党恶斗的殿堂，多党制早期形态是在野党监督执政党。但最近几十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却出现一个怪现象——为了政党利益，这些国家的在野党，往往不愿看到执政党干得好、干得顺，所以在野党变就成了反对党，这样的党争结果就是国家发展往往受到拖累。“很多去过美国的人，都能看到，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其基础设施，如高铁路网、高速公路建设，绝对没法和今天的中国大陆比。”

在徐照雄看来，中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源于政党制度差异因素。

徐照雄认为，大陆发展之快，社会之稳，应该是大陆政党制度优势的原因。“大陆没有走西方多党制之路，而是选择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但同时又建立了有自己特有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徐照雄说，这样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保证大陆在重大事项决策上，不会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政党间掣肘，同时又通过政治协商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意的广泛性。

“这样的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在决策中的一个特色，就是能够保障大陆在重大项目上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徐照雄说，2010年的广州之行他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无论神舟飞天，还是改装制造第一艘航母，也不管是让世界惊叹的“南水北调”，还是青藏铁路等，都体现了大陆制度优势造就今天的中国速度、中国道路。

“而反观台湾地区，近20年停滞不前，我的总结就一点：因所谓的民主出了问题，政党恶斗拖累了发展。而回望澳门，回归前其实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靠单一博彩，但今天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发展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多元产业，也因此造就了其GDP增长速度排在世界前列。”

“那次广州之行，看着现代化工业星罗密布，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各国客商穿梭于广州深圳间，那一刻让我感觉到，‘台独’就是一个科幻故事，甚至连梦都不是。我觉得自己追求的那个‘台独’理想梦碎了，开始了自己的反思。”徐照雄说，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发展，在国际上，中国崛起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看看大陆再回过头来看台湾，他感叹，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本钱、条件；“台独”口号，只是被投机政客所利用的选举口号罢了，如果再坚持“台独”，台湾只能走进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独立’就意味着战争，这一点大陆不愿意看到，台湾内部绝大多数人更不愿意看到，所以未来台湾选项只有一个——统一。”徐照雄说，既然这样，反正两岸早晚要统一，晚统不如早统。早统一不仅能体面一点争取更多政策，台湾还能搭上大陆发展快车；晚统一就是被动统一，不仅丧失发展机会，弄不好是吃了苦头后求着大陆统一。在形式上，他赞成“一国两制”，这样台湾人可以保留他们已经形成的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统一后台湾也就不用再花冤枉钱买武器了。

徐照雄说，这次广州之行，违背了“台联党”两岸政策，台联党中央打算处分他。不过，没等“台联党”处分，他主动辞职，并很快成立了中华联合党，该党宗旨就是促进统一。

■当前最急迫工作就是唤起民众反“独”促统

广州之行后的近10年来，徐照雄在两岸关系上只做两件事：一是自费组织台湾中南部地区民进党的“铁杆”支持者到大陆各地参访；二是串联岛内统派政党和团体，共同遏制“台独”，并在岛内宣传国家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好处。

自2011年起，徐照雄已经先后完全自费组织14批大约500余位南台湾地区民众来大陆参访。“因为都是民进党和‘台独’的铁杆支持者，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不愿意去。”谈起第一次组织参访大陆时的情景，徐照雄用了“费劲”来形容，“负担他们每个人全程机票、住宿、餐饮等费用还不是难事，最难的是思想动员。”

徐照雄说，对于那些一开始不愿来大陆参访的朋友，他抱着同理心去理解——毕竟在台湾，他们自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国民党的丑化大陆和“反共”教育，绝大多数没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都或多或少存在“恐共”“恐中”心理，加上有民进党的组织压力，所以每次组织参访都需要做大量工作。

但令徐照雄欣慰的是，在他组织的十几次参访团近500人中，有近百位后来又自己来过大陆；还有些人因为经济原因或者身体原因没再来过大陆，但他们动员了亲戚朋友到大陆看看，这其中就有徐照雄的一位许姓友人。该许姓友人原来是个坚定的“台独”支持者，曾经说过“到死都不会去大陆”，但来了大陆一趟之后，他居然主动动员他的外甥女和侄子到大陆读书。

“对台工作不能急，要做思想工作。”徐照雄告诉人民政协报记者，虽然南台湾地区是“台独”大本营，但我们还要看到，南台湾的人几乎全部来自大陆，在他们心里形成的“台独”理念不是他们原生的，是类似像刚刚去世的“台独”大佬史明等那些从日本回来的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抓住当时台湾中南部地区农民见识少、电视没普及，以及南台湾地区居住的都是明清时期从大陆过来的福建和广东人，他们因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对祖国存在怨恨的特点，在广大南台湾地区大规模设置非法的地下电台，鼓吹“台独”，最终将“台独”理念深耕基层。

因此，徐照雄认为，解决台湾问题，首要的是解开台湾同胞的心结，而解开心结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彼此往来：让那些对大陆陌生“恐陆”“恐共”的人多去大陆看看，看看大陆社会发展，感受大陆政治经经济科技成就，增强他们民族自豪感。通过亲眼所见揭穿那些“台独”分子散播的谎言。

徐照雄组织民进党基层党员和民进党支持者赴大陆参访，自然也引起民进党和蔡英文当局的干涉。民进党先是托人捎话，让他节制一点；紧接着便是社会人士威胁，尤其是不断滋扰破坏竖立在中华联合党党部上方的五星红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各种威胁，徐照雄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升自己国家国旗天经地义；在台湾唤起民众认清“台独”给台湾带来的危害，统一给台湾带去的好处，这是为台湾好，为大家好，哪来的安全危害？

“现阶段，台湾老百姓迫切关注的是民生议题，迫切需要的是安居乐业、生活平安、经济繁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徐照雄说，台湾二度政党轮替，民进党再度执政，蔡英文执政3年多来，让台湾在国际的处境更为困窘、艰辛；岛内则百业萧条，经济、民生雪上加霜，生活丝毫未见改善，生活水准未见提高。甚至由于两岸关系紧张恶化，陆客赴台旅游骤减，台湾观光旅游相关产业，遭受全面性冲击，旅行社、游览巴士、饭店业、餐饮业、商圈等连锁倒闭潮，哀鸿遍野，从业人员失去就业机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徐照雄也提醒，截至目前，大多数的台湾人依然不了解大陆、不了解中共，而要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正向、正思维观感，应可以透过包括求学、就业、创业、投资、事业经营等各式各样惠台管道、政策，去做加强正确资讯的宣传，“唯有让台湾人民真正知道、直接感受到两岸统一的各种好处，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目标才能指日可待，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历史的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