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在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积极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有助于发掘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为抓手，推进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

也正因为如此，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常常被誉为“另一种扶贫”。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如何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合理开发？如何发掘优势为精准扶贫提供持续造血能力，已成为这些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新课题，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去掉贫困这个代名词

秋天的哈尼梯田，稻谷金黄，烟笼雾锁，层层叠叠、蜿蜒而上，如天梯倒悬。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哈尼梯田，2013年6月22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唯一一个以民族命名、以农耕稻作文明为主题的世界活态农业文化遗产。

从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至今我国已有15个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位居世界第一，而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也达91个项目。但正是这些生态宜人的地方，多数也是深度贫困区。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启了中国系统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而从2005年开始，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科学咨询小组轮值主席闵庆文就开始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12年，是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当时的农业部按照‘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思路，部署开展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进一步助推了全社会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闵庆文对记者说。

不过，闵庆文坦言，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虽然是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富集区、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区，但同时大多也位于交通不便的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是如此。

从统计数据来看，9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4个县、市、区，其中40多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是在东部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地，也多位于山区或滨湖地区。

“贫困”似乎成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显著的标签之一。但事实上，每一项农业文化遗产不单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衣食来源，更是一个具有活态传承性的生产生活系统，一个承载乡愁记忆的情感载体，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也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合理的保护和发掘是可以让农业文化遗产地摆脱贫困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先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一般来说，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着多种特色资源，如特色产品、生态环境资源、传统文化、特产与当地美食等，这些都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极具经济价值。同时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新兴产业潜力也巨大，如生态旅游业、创意农业、农业文化产业、农业教育产业等，这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都将为农业文化遗产摆脱贫困提供优势。

闵庆文也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资源、厚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农耕技术、优美的乡村景观，为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以及文化创意、休闲观光、健康养生、科普研学等新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而国家正在实施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战略，这也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企业+基地+农户’等多种经营模式；‘农业+文化+生态+旅游’等多业态融合发展，都推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与经营理念的变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及技术，为农业文化遗产地产业转型和升级提供了技术保障。”

“过去10多年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实践表明，‘贫困’不应是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代名词，相信不久以后，‘贫困’也将不再是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代名词。”闵庆文说。

●●●那山那水，更重要的是那人

天然的优势，固有的资源，是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的独特禀赋。这些资源该如何挖掘，该如何利用，该如何实现精准脱贫，则是一道复杂的解答题，而解题者必定是人。

“现在市场已经看到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价值所在，各路资本也开始频繁进入，如果说农业文化遗产地现在不缺资本不缺钱有些夸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资金的确不是遗产地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有山有水有资源，但最重要的是缺人。”红河研究院教授张红榛对本报记者说。

不过，张红榛口中的缺人，不是说遗产地的居民都走出去了，也不是引进来的技术人才不够，她所说的是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而郭五六正是她向记者介绍的带头人。

红河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边疆山区农业县，也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

郭五六所在的养鸭协会是位于红河县宝华镇境内中部嘎他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寨。千百年来，嘎他哈尼人历来有在梯田放养鸭的习惯，加之这里气候宜人，雨量充沛，粗放生态的管养方式使得这里的鸭肉鲜美，所产鸭蛋因心红、油多、口感好，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俗称“黄金蛋”，在十里八乡也算小有名气。然而，长期以来，村民们观念落后，科技意识、市场意识淡薄，嘎他“黄金蛋”基本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

2010年，郭五六开始在自家稻田里修建生态养鸭场。“我当时建了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养鸭场，存栏鸭子300只。我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到了自己的养鸭场上，摸索养鸭技术，成群放养鸭子试验一举成功。当年效果还不错，产鸭蛋2.7万枚，共创收5万多元。”说起当年的养鸭历程，郭五六回忆说。

“为带动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郭五六摸索出一套疫病防治、管理等鸭子适用饲养管理技术无私传授给村民。“后来，我们又在嘎他村成立了养鸭协会，我被推荐成为了养鸭协会会长，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协会从最初的30户现已发展成为覆盖14个自然村会员295户，其中建档立卡户201户，辐射到其他村寨，养殖鸭子10000余只，并产出红米、紫米50吨，产鸭蛋60多万枚，出栏鸭子5000余只，总经济收入200多万元的规模。”

多年的实践下来，郭五六有了自己的经验，“像我们这样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是自带着‘香饽饽’，但居民一般思想比较固化，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带着大伙适应市场需求，加强技术培训，同时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着力抓好管理，规范内部运作，同养殖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因为我最了解当地居民的想法，因为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

“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多层次获利，培训乡村文化自信，吸引外部消费力量，增加乡村吸引力，这些要实现关键还是在人，当地土生土长的致富带头人，最了解当地资源最了解当地民需，也最具有榜样力量。加大当地致富带头人的培养力量，是农业文化遗产地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北京农学院教授邓蓉对本报记者说。

●●●保护与利用还需并重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地对“遗产”扶贫模式的探索有目共睹，人的培养与建设也取得了成果，如郭五六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努力探寻新的扶贫模式。也找到了许多扶贫新路径。

不过正如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灿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成果可见，但在开展“遗产”扶贫中，如何协调保护与利用仍存在矛盾之处，这也将是未来农业遗产发掘和保护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群众对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发展产业、脱贫奔康的愿望强烈，却往往忽视了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保护，有些地方在缺乏规划设计、承接能力的状况下，无序地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造成水源消耗、梯田旱化等生态问题。”张灿强举例说。

安徽大学教授沈琳也提出，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在支持政策上也存在短板。“贫困地区的遗产地大多位于丘陵山区或生态脆弱地区，道路、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保障底子薄、条件差，是遗产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但从当前的支持政策来看，对贫困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扶持远不如对传统村落等的支持，此外长效机制也有待完善。”

对此，闵庆文表示，要一如既往地加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提高社会各界对保护与发展的科学认识；要加强科技支撑力量，加大科技投入，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继续创新和探索遗产扶贫方式，加大贫困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投入力度；同时重视人的教育和培养，提升贫困地区遗产地干部群众开发和管理遗产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