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听朋友说，他认识一位资深媒体人，叫介聂，本名郝树亮。此人一生不求闻达，工作之余，只以伏案耕耘为乐事，苍天不负苦心人，自然也获得可观的成果。在朋友的书架上，正好插有两本介聂的精装本著作。一本是学术专著《艺术本质和精神完善》，开卷浏览，让我眼睛一亮：其学术思想超越以往观念，认为艺术并非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一种特殊的形象化的精神反应。另一本是他新出版的诗合集《日冕》，打开一看，也让人不免惊奇，其中竟有一首3000行（自序说明）的长诗《十三陵下榻》。匆匆浏览间，一颗不寻常的文心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请朋友为我搭桥后和介聂先生取得联系，并于2019年4月的一天，驱车到他北京广内的寓所拜访了他。

介聂近照

（一）

介聂先生已是76岁的老人，体魄精健、满面红光，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彼此寒暄几句落座之后，我先请他讲讲平生最欣慰的事，以便唤起老先生的谈兴。他听了不假思索回答说：“最欣慰的就是在文革后1985年1月调入全国政协的人民政协报社工作。这张报纸的受众主要是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人才济济，文化层次高，有这样的外部环境和人际交往，一个人的文化才能才容易充分发挥。”接着他讲起在报社的工作情况。他说他长期担任这家报社的编委，先在新闻部工作，是重要或紧急新闻采访的特派记者。1978年按照政协机关领导的指示精神，牵头创建理论评论部，任部主任，开辟《理论探讨》专版，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以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学术园地，在两会期间或配合形势需要，为报社撰写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期间，结合工作实际，开始研究人文科学的有关课题。1993年8月，转任文艺副刊部主任，主编《华夏》副刊，直到2002年12月退休，在那里工作了近20年。说着，他从书柜里拿出4大本剪报给我看，然后他自己去厨房为主客沏茶去了。

这些剪报是他工作期间发表在本报或其它报纸上各种文体的作品汇集，重要新闻报道一本，长篇通讯和特写一本，言论评论一本，部分诗作和散文一本。

新闻报道中最为显赫的有：1985年3月，全国政协增补新委员前采访吴冠中，3月26日发表的题为《云外风筝线不断》专访，同年5月16日，随萨空了带领政协委员中的文物专家、学者视察北京文物，第二天发表的《全国北京两级政协委员疾呼：抢救卢沟桥和先农坛刻不容缓》新闻报道（本上注：当天早晨，中央电台在全国联播节目中转播），同年7月，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专程采访萧军，撰写并发表的《抗战胜利的延安之夜》，1986年3月全国政协增补委员前采访谷建芬，发表的长篇专访《当代青年的知音》，以及1986年12月5日，随习仲勋乘专机赴西安，采访张学良公馆开馆仪式，返京后发表重要新闻《希望从这里延伸》等。

主要的长篇通讯、特写是：《江天万里，心在故园》（1986年，人物通讯——美籍华人、天普大学教授、世界著名发育生物学家牛满江）;《街道儿童的“王爷爷”》（1986年，人物特写——儿童小饭桌老管理员王葆泰）;《造就时代》（1989年，人物通讯——我国著名畜牧学家许振英教授）;《一腔热血走天涯》（1991年，文艺通讯——享誉中外的昆虫学家周尧教授留学记）;《绝艺绝笔足珍惜》（1993年，文艺通讯——流失海外的徐悲鸿油画精品《王莹演〈放下你的鞭子〉》）;《学府的殊荣》（1997年，事件通讯——培养出许多著名专家、学者、政要的苏州大学的前身东吴大学）;《还是品不透》（1997年，人物特写——原志愿军被俘战士、东坡餐厅经理张达写真）;《咀嚼臧英年的多味故事》（1999年，人物通讯——美籍华人、原何应钦侍从官兼翻译、原全美华人协会文化委员会主席）;

言论评论汇集他作为主笔为该报撰写的社论《畅通社会主义民主渠道》等8篇及其它评论员、评论、短评。

诗与散文本汇集的则是期刊之外在各报副刊上发表的诗文，其中主要作品有，1994年7月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随团出访印度，归来后连继发表的《访印散记》（系列，6篇），1998年赴深圳参加文学座谈会，即兴撰写的《赴深随笔》（3篇），2001年11月随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西欧，归来整理发表的《欧行漫笔》（系列，9篇）。

我一边翻阅剪报，一边心里感叹起来，原以为先生就是专搞文艺创作的，没有想到还是一位跨报社多部门工作的多面手，而且文字功夫了得，我不由得向他称赞一句：“老先生，您是媒体界的全才呀！”老人摆摆手，平淡地说：“这没有什么。我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人们说中文系是万金油，其实真正的中文系培育出的学生，对文艺理论的把握，对写作的理解，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都应该更胜一筹。”老先生侃侃而谈，既不带一丝骄色，也没有虚套的谦逊，显现出一副成功者充实而平静的气质。难怪他2002年出版散文合集《蓝.蓝.蓝》（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时，高莽先生为此书所作的《介聂先生与他的散文》的序言中高调评介说：“介聂先生是报社的高级编辑兼记者，他的采访视野开阔，头脑灵活，观点明确，写作明朗迅捷，而且文思迸发力强，文字根底深。1994年他出访印度回来，连续发表了数篇访印文章，那不是一般的随笔，而是浸透着对印度现实的深思熟虑，对印度人民的深情厚意，对建筑的鉴赏和思考，对风俗习惯的理解和分析。他出访西欧，也不是一般游客，他广泛地探寻了意大利古代和现代的艺术，罗马的遗址，但丁的故乡等异彩缤纷的历史古迹和现实生活，而对于法国卢浮宫和法国市容的描写，也令读者向往。”

（二）

介聂先生指着一堆剪报说：“新闻性的那些作品永远留在报纸上了。另外散文部分收在了我的散文集中，诗的部分收在了我的诗集中，因为它们另有价值。”老人解释说道，散文的语言已属于形象化，与新闻语言不可同日而语。诗不只形象化，艺术要求更高。在众艺术中，诗和音乐是精神美化的极致。诗与其它文学的不同之处，从根本上讲，只在于它直接表现人与事物的灵魂。因而，诗要求诗人的心灵必须是纯洁的，甚至是纯粹的：只有纯粹的心灵，才能如镇静的明镜让真相毕现，才能如一滩静水清澈见底;只有纯粹的心灵，才能准确地测验人间是非，表达出真情实感;只有纯粹的心灵，才能有无微不至的亲和，产生博大无私的爱。

介聂先生酣畅淋漓的诗艺论述，激发了我对诗的极大兴趣，随即问道：“出版的诗集中，您最满意的是哪首？可以略加介绍吗？”老人顺手从案上书丛中捡出两本诗合集，放在我面前，一本是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带齿的烛照》，封面设计极华丽，另一本是我所看到过的2018年由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日冕》，它们都分“即景诗”、“述怀诗”、“记事诗”三个部分，而后者又另加“长诗”部分，使书厚重了许多。先生说：“《带齿的烛照》收集的是报社工作期间及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写的诗，《日冕》则主要是退休后写的诗。第一本中最满意的是长诗《火舌》，发表于1994年《人民文学》第8期，是一个深夜突然想到世界上许多被流放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伟大诗人而作的，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英雄。”说着，他从大纸袋中找出一张旧报递给我，解释说：“上面有牛汉老诗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你看看吧。”

我打开一看，是一张1996年11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在第3版上有牛汉的评论文章，题目是《平常而真实的心》。文中写道：“介聂是一位以平常心写真实的诗人，从他的谈吐中早已感到他虔诚地热爱着诗，而且对诗有很深的体验和素养。我看到过他的一首题为《火舌》的情境奇谲深邃的长诗，顿时我感到他有一颗我以前没有觉察到的不平静的心灵。这一首突然向我袭来的诗，令我惊奇异常，兴奋不已，而且这兴奋如此持久，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如何看待介聂的创作现象，真有必要思考一下。他既然能写那样有现代感的诗，说明他决不是什么附庸风雅的遗老，这些充满人间平常而真实的诗，体现了他的清醒的审美观点。他一直是个平常人，从不趋附什么风，多少年来，就这么默默地做人写诗……诗人介聂自在，写的也自在……”

介聂收回报纸接着说，“在第二本诗集中，让我最为珍惜的是去年创作的《十三陵下榻》（2018年，3000行长诗）。在这本诗集中共收入超长诗3首，另外两首是《放逐―归来》（2012年，700行长诗），《伤感的斑鸠》（2017年，1600行长诗）。它们都是我呕心沥血之作，但相比较而言，《十三陵下榻》更重要些。从诗艺讲，它是我殚精竭虑构思30年的近乎小说结构的宏大诗篇，从思想内涵讲，它是一次如愿以偿的贯穿我精神完善论思想的多主题的综合性精神感应试验。同时，在这首长诗的创作中，又投注了我极大的热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是一次不老心神与崇高诗艺的最后交会。”

介聂部分著作

（三）

我听到介聂先生谈诗中已引出他的‘精神完善论”，而这正是这次采访的重点之一，于是我就势向他提出要求，请他讲讲有关学术理论研究的情况。

先生一边端茶小饮，一边点头回应，然后慢悠悠说道：“这得从研究的动因谈起。”他说，他的主要志趣是对诗艺的追求，一直都沉醉于诗歌的创作和研究，早在1990年就主编了《诗国拾英》，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并把同年撰写的《诗情的美学意义》论文用于该书的代序。1995年还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了学术论文《诗言志的再认识》。他心中的诗人偶像有两个，一个是我国东晋末南朝宋初的陶渊明。陶渊明为保持人性本真，为用诗文表达这一人类理想的极限而抛却了现实的一切功利，他认为可以把陶渊明精神看作是艺术根本意义的化身。经过长期研习陶公诗文及有关历史资料，他2005撰写了《精神层面的陶渊明》论文，发表于《九江学院学报》。陶公精神对他影响极大，连他的《驾不回集》（2004年，传统诗词古装本，自己精心设计制作）都是采用陶公诗句命名的。不仅如此，他由陶公精神进而意识到，不从精神层面深入研究艺术问题，不可能揭示艺术的本质及艺术家的人格意义。另一个是西方18世纪末德国诗人席勒（Schiller1759—1805）。席勒一生勤奋，性好沉思，在文学创作的同时长期潜心哲学研究，以通信形式写出著名的《审美教育书简》，意在解决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人们在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席勒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都有超越一般人的真知灼见。既受先贤的启示，他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以诗为中心的有关艺术问题，也就开始了孜孜以求的不断深入的探索研究。接着，先生又介绍了他的治学方式方法。他说，“我的学术研究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结合工作需要和现实人文环境进行的，工作到哪里，研习、探索到哪里。1984年10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级进修组学习时，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主动撰写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1984年，论文）;搞新闻，在新闻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新闻的现实真实和理想真实》（1997年，论文）;搞理论评论工作，撰写了《统一战线实践和统战学的建立》（1992年，论文），并从1998年开始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合作主编《统战学辞典》（199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主编《华夏》副刊期间，学术理论的研究集中在以诗为中心的文艺理论探讨上。这方面的研究带有系统性、渐进性，直到2002年退休后，仍在集中精力继续研习、探讨，于2003年发表论文《唐崔安乐墓志的文化价值和认识意义》，2015年撰写论文《艺术未来问题探析》，同时完成了《艺术本质和精神完善》专著，由《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

介聂先生的《艺术本质和精神完善》，我从朋友处带回家认真拜读过，是一部哲学体例的专著，22万余字，由序言、导言、四章正文，即第一章“艺术是人类精神世界趋于完善的需要”，第二章“人类艺术史其实就是一部精神完善史”，第三章“艺术精神完善说的哲学基础”，第四章“精神完善是艺术终极价值的来源”组成。其中显著的突破性学术观点有，第一章开篇即提出的“艺术本质是精神反应”的新理念，认为艺术既不是无由的绝对精神的反映，也不是简单的甚至是机械的生活的反映，而是一种人类精神反应的特殊形式，或者直白地说，艺本是形象化了的精神反应。艺术与宗教、哲学一样，虽然它不直接和现实物质世界联系，然而也并非脱离现实。艺术因社会及客观环境引起的精神反应而产生，是一种以特殊手段转化为积极而别有功效的精神形式，在艺术后精神活动（艺术欣赏）中，进而以感悟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作用于人类——这才是艺术与社会现实（即社会生活）之间的深刻而复杂关系的真实内涵。第三章中的意识形态的性能分类也是一个新观点，认为精神世界涵盖的众多意识形态（精神形态），它们分别居于不同层次，大部分居于中、下层（反应层），其功能是认知，唯有宗教、艺术、哲学居于顶层（感应层），其功能是感悟，宗教净化灵魂，艺术感染心灵，哲学开启智慧。它们在人类精神完善中起着根本性作用，是现实力量及其它直接反映现实的认知性意识形态不可替代的。

老先生就此话题一转，说起了此书出版时的艰难过程，指出了现在出版业的许多问题。我插话问道，“介聂先生，您对文艺理论的研究如此精心，而如您在序言中所说，现在人们追求的是现实利益，恐怕没有人把学术研究放在眼里。在您看来，这种不正常的人文观念怎样才能扭转？”

先生说：“归根结底是一个认识问题，而社会的主导思想应当首先对它重视。要知道，学术是社会核心智慧的源泉。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不能没有具有真理性的联系实际而又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才能使社会的头脑清醒，社会的眼睛明亮，社会的语言准确，社会的脚步不乱。而对学术研究者而言，不仅要认识学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要认识学术的重大意义。学术研究的着眼点是人类利益和社会具体利益的统一。与社会问题无关的学术研究，不过是坐而论道的清谈，而没有站在历史高度总览世界的眼光和胸襟，不可能驾驭学术，不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学术研究，则是缺失根本意义的学术。”

或许这是他反复深思的问题，表达时心情变得有些激动，声音也突然提高了许多。他最后说：“总结我的一生，有人称道我诗人、学人，媒体人集于一身，然而我甘苦自知，而且多次表白，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让我为你吟诵一首你来前刚刚吟成的言志七绝，以谢你与读者。”我急忙集中注意，边听边录，诗曰：

心灵导我辟荒荆，

何顾渔翁鹬蚌争。

秋月春风常伴我，

繁花硕果慰勤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