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解的手札

至元二十三年（1286），来自浙江湖州的宋朝宗室后裔赵孟頫，被送至元大都，其后，他连续受到5位元代皇帝的赏识，这对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南人来说，是难得的荣宠，但也因此惹来了责难和非议。

赵孟頫的人生，充满矛盾、无奈、彷徨、痛苦，甚至带有淡淡的愧疚，这从赵孟頫写给好友郭文锡的两封信中就可以看出。《致郭右之二帖卷》其实是两封手札，分别名为《应酬失宜帖》和《奉别帖》，都是赵孟頫写给好友郭天锡的书信。

在元代，赵孟頫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人。青年时代，就以多方面的学养与才艺受人瞩目，成为“吴兴八俊”之首。他的书法，上追晋代，下及唐宋，广取博采。他的好友、元代书家鲜于枢曾说：“子昂篆、隶、正、行、草、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心悦诚服地甘居其后。

但在《应酬失宜帖》中，赵孟頫潇洒的笔意，写下的却是矛盾重重、进退两难的心理。据尹光华先生考证，就赵孟頫而言，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不能“坚拒”的心态，失去了谢绝征召的从容，他因此心事重重，写下了这封寄给好友的书信。在书信里，赵孟頫将他进退两难的心理描绘得清晰自然，他如此写道：

孟頫拜覆，右之二兄坐前：孟頫早间承伯正传道尊意，自知叠数干渎为罪。掷还三物已领。但此番应酬失宜，遂有远役之忧。即虽见尔辞之，尚未知得免否？若必远行，将何以处之？忧烦不可言。奈何，奈何！外见伯正言及前此王维、兰亭二卷，此乃他人不知兄所以相与之厚。故有此谤。今谨以归还，使知孟頫亦非为利而然。示入幸也。专此代面。闷中作字，或直率告。不见罪。孟頫拜覆，二司户位。

尹光华认为，赵孟頫一再提到的“远行”“远役”之事，就是指当时他势在必行的北京之行。熟识赵孟頫生平的人都知道，在33岁被征赴京之前，赵孟頫一直活动于江南一带，从未去过遥远的北方。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文海奉旨到江南，他十分清楚此次征召的特殊意义。就赵孟頫而言，他已拒绝了之前杜道坚的推荐，此刻，对于程文海的“约谈”已然有了不同一般的精神压力。他说“忧烦不可言”，这种忧烦，说轻些，是从未出过远门的文人对于千里跋涉的担心；说重些，则是对官宦生涯艰深莫测的恐惧。

当然，针对这封信的书写时间，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因为赵孟頫此札中，提及郭右之原藏的“王维、兰亭二卷”，而作《应酬失宜帖》应书于郭天锡收藏王维《孟浩然像》及赵模《兰亭》之后，即至元壬辰年（1292）前后。”此时，赵孟頫正闲居北京，内心充满无助与忐忑。

那么，可以诉苦的、收信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徐邦达先生曾从郭氏藏画的自题及友人跋语中考知，此人名为郭天锡，字右之，又字祐之，号北山，山西大同人。曾为御史，侨寓杭州，蹴居“甘泉坊”，家有“快雪斋”，收藏法书名画甚夥，与赵孟頫、霍肃、周密、鲜于枢、高克恭、乔篑成、李珩、邓文原等友善，活跃于江、浙一带收藏家之间。

据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所引元代《至顺镇江志》说：郭天锡自至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曾任镇江路判官。但他至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甚至更早，便已出现在江浙收藏群中。直到至元二十八、九年，他仍在江南定居。由此可见，一直以来，他都是赵孟頫的亲密朋友。

与《应酬失宜帖》不同，赵孟頫写下《奉别帖》时，腕下显然多了一份纯熟朴茂之气。这封信的内容，写下他对朋友经济受困的关切与同情，和送妻儿远去、自己在京城独处的孤独。心手放达，波澜迭起，痛快中仍有沉着之致。在信中，赵孟頫写道：

孟頫再拜，右之二兄坐前：孟頫奉别以来，已复三年矣。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吾已无复存者。但羸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意谓吾右之优游闾里中，峨冠博带，与琴书为友朋，不使一毫尘事芥乎胸臆。静中所得，便可与安期羡门同调。近忽得家下书，知右之因库役事，被扰异常，家事亦大非昔比，今见挈家在苕玉兄处。令人惆怅无已！然时节如此，切不可动吾心，是有命焉。但安时处顺，自可胜之耳。不肖一出之后，欲罢不能。每南望矫首，不觉涕泪之横集。今秋累辈既归，孑然一身在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形影相吊，知复何时可以侍教耶？因黄簿便，草草奉状，拜问起居，时中唯善自爱。拜意苕玉兄长及阿嫂，各请善保。不宣。

十二月廿九日，孟頫再拜。

虽然雍容华贵是赵孟頫书法的主体风格，但因为内容述及处境变易与孤独，难免情绪激动，于是，奋笔疾书，纵横腾跃，性情毕露。此件书法，在赵孟頫的传世之作中，显得其难能可贵。

传承有序

赵孟頫真迹流传至今十分稀少。其《与郭右之二帖卷》，是流传有序、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名件。明代王惟俭、清代王鸿绪鉴藏并跋文于卷末；清代现于广东，经伍元蕙、何昆玉和何瑗玉兄弟、陆心源和陆树声父子递藏。

至咸丰年间曾刻入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中，并著录于陆心源的《穰梨馆过眼续录》。近代，此卷流入日本，经澄怀堂山本悌二郎、知名书道家赤羽云庭旧藏，并经过多次出版与展览。

此两封手札作为研究赵孟頫生平、交往、书风的重要文献资料，多次被相关专家所引用。不论从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看，都非常珍贵，极为难得。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王连起先生曾在《赵孟頫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中说“赵孟頫早年给郭右之二札，今流落到日本，得见照片，真迹无疑……”

2019年11月19日，中国嘉德秋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专场中，赵孟頫的这两封信作为一个标的以8800万元起拍，在当晚的拍卖中，现场和委托席最少有4个买家参与竞拍，价格交替上升，以一口百万的价格，很快报到1.75亿元，当中国嘉德近现代及当代书画部总经理戴维艰难报出2亿元的价格时，还说出一句“就这最后一次了”，无奈示意拍卖师，表示电话后面的委托方就要放弃。

但是，心理战并没有奏效。加20万、加50万、加130万等等，当价格攀升至2.1亿元之后，拍卖场上早已经没有了“258式”的竞价阶梯，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拉锯战，极大考验着现场拍卖师张相佑的水平，2亿元之后的竞价阶梯，让现场一度陷入数字战。

在胶着状态中，3个委托方在电话后经过多轮竞拍，拍卖进程超过一个小时达到70分钟，最终，电话委托以2.325亿元落槌价胜出，加佣金2.67375亿元的价格成交，这一价格也大幅刷新了赵孟頫作品的最高价纪录，创造了赵孟頫作品全球最高价纪录，被戏称为“最贵”的两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