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近照。四川省作协供图

今年出版的阿来新作《云中记》，讲述了千年古村云中村，在八级地震中地裂天崩，又在次生灾害山体滑坡中消失的故事。

小说主人公是云中村的祭司阿巴。地震后，他没有和村民们一起易地搬迁，而是遵从职业的呼唤，回到灾后满目疮痍的云中村，焚香祷告，抚慰灵魂，最终与村子一起，在山体滑坡中重归大地怀抱。作家用诗性的笔触，史诗般的叙述方式，为山林、草木、河流及寄居其上的所有生灵画像。他通过阿巴的眼睛，呈现了这座村庄的历史和现状，描绘了村民的生活和命运。

这是一部酝酿了十年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记录灾难、书写崇高的乐章，它用庄严和悲悯，唤起崇高和希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地震发生。第二天，作家阿来启程赶赴灾区，前后盘桓数月，又酝酿超过十年。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阿来才动笔，2018年国庆假期完稿，2019年4月终于出版。他说，“这是我最爱的一部小说，我等这本书等了十年。”

十年酝酿

草地：您是怎样开始创作这本小说的？

阿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那个时候我人在成都，本来在写另外一本书。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全城的警报一拉响，我坐在桌子前，突然一下子泪如雨下。地震发生后，我见过那么多死亡，也见过那么多感人的事迹，都没有流过泪。但是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流了泪。然后就关了原来那个没写完的小说，开始写《云中记》。

草地：听说您震后去了好几次灾区？

阿来：我首先是经历了地震，自己内心就不得安宁。从国家来讲，受灾的人是我们的同胞，从人类的意义来讲，他们是我们的同类。当他们经历这样灾难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同在，哪怕不能分担什么。这些都是发乎本心的，如果不是写这本书，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讲过这些。我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募捐，交了很多朋友，希望建一个学校，做规划做设计，虽然后来没有成功。真正做了这个事情，会很惭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宝贵。做和不做，到底是不一样的。

草地：震后十年怎样酝酿这部小说？

阿来：就是积累，始终有一个中心，都往这个中心归拢。而且地震以后我也时常返回这些灾后重建的地方，干部我也见过，群众我也见过。震后几天我见过阿坝的一位副州长，一见面他就哭了。我赶紧问他，是不是你家里有人遭遇不幸？他说不是。他说：“这么多天，灾难一发生我就发现，我在这儿是层级最高的干部，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来。”我在《云中记》里写的乡长，也是这样。

书中的故事都有真实的依据，汶川地震一发生，通信全断了，跟外界联系不上，当天晚上所有能组织起来的干部，摸着黑就下去了，这一路上生生死死谁知道？那个时候干部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谁。这个副州长当时马上自任指挥长，就是承担责任。他家就在茂县（同样是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他说：“我担这么大责任，我怎么敢问家里？要是家里真有事，怎么办？”他的方式就是不问。我说，那你哭什么？他说：“老弟，什么都没了呀。你我是同龄人，你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从普通干部开始，三十多年，从基层干到现在，建设乡村，建设工业，改变基础设施。一条公路，我们不知改造了多少次才改造成现在这样子；一些电站、工厂，我们花了多少工夫才建设起来，形成这样的规模；农村进行了多少改造，才变成这个样子。几分钟时间，没啦！”

这是他最本质的感悟。“就算重新来过，我已经再没有一个三十年了。这个地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三十多年白干了！把我一生的奋斗都取消了！”一个干部的奋斗就是聚集在这些成果里，虽然没有一个是他单独干成的。他说：“不光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啊！你将来还有几本书，我有什么？过去从这里经过，我常告诉别人，这个电站是我组织建的，这个工厂是我下过工夫的，改制过后，慢慢焕发生机。现在你看，就这一堆烂砖头。”

草地：为什么说等这本书等了十年？

阿来：每一部小说一定要找到一种恰当的表达方法、语言方式。小说只靠内容是不可能成功的，问题是怎么来处理，怎么剪裁得当，什么东西说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从还在地震灾区时就开始准备，但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写。过于写实，好像会被事实湮没。离开写实，写那些极致的悲痛、绝望，或者写自救与救人的过程中，那些崇高的东西，但稍不谨慎就可能写偏，把真的写成假的，反而让人觉得崇高是虚伪的。这不光是我的经验，文学书写中有大量的这种失败的经验。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成立的关于灾难的书写。中国经历了这么多伟大的战争，但是还没有像西方那样伟大的战争文学。我们还是局限于基本的事实、行为，没有更深的理解，还在就事论事。由事情本身，强制性地寻找意义、附加意义。因为我们不太相信呈现事情本身。不把意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就怕人家不明白，也怕自己不深刻。所以我想了很久，很多年没有动笔，其实就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动笔那一天，我觉得我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还是要基于人的普通反应，基于人最基础的情感。

小说的原型

草地：《云中记》的故事，云中村里的人物有原型吗？

阿来：有。被迁移的村庄不止一个，“云中村”的原型不是藏族村落，而是羌族村落，后来迁到邛崃附近。我对羌族文化不熟悉，其实汶川地震中也有很多藏族村落遭灾，所以我觉得还是写我熟悉的文化。人物塑造也受到启发，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地震后几年他突然拿了几张照片给我看，在一个迁移了的村，村里的巫师又回到原来的村子，他过去跟拍，巫师就一个人在废墟前面敲鼓。“活人政府管，灵魂我来管。”书里主人公阿巴的话就是这个巫师说的。但他肯定没有像阿巴一样，选择和云中村共同消失，他可能是每年定期回去。这给了我启发，我就想万一他不回去呢？我的人物、小说需要发展，但是要写得合理。要是回去造成新的死亡，地方官员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小说里的乡长是阿巴的外甥，而且是在震后重建中成长觉悟起来的干部。他诞生于这个文化中，对舅舅的选择有足够的理解，他也决定尊重他，不惜失掉官职。当然我也不忍心。小说是虚构，虚构就在这些地方显示力量，我就让阿巴的外甥官复原职。

草地：为什么选择一个苯教祭司来做小说的主角？

阿来：这也是精心考虑的。苯教是原始宗教，崇尚万物有灵，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如果是佛教就没法写了，因果报应，生死有命，就变成一个不容解释的因果报应，没有讨论的空间了。

草地：在小说中您为何要关注万物有灵？

阿来：我写了几十种植物，有鹿群、碉楼，更重要的是山神。山神是他们的祖先，也是个英雄。第一是万物有灵，第二从现代科学意义来讲，我们需要处理一个关系——难道大地只是施加我们灾难吗？我在题记中说了：“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它的规律在于运动，而人的悲剧性在于，明明这是多灾多难的土地，但也必须在土地上生活。它暂时静止的时候，人们享受它给予的土地、流水、空气、滋养，但它愤怒的时候，火山爆发、地震、泥石流、洪水，哪天它又不想下雨了，哪天要掀个海啸了……但是它不是要与人为敌。它跟战争不一样，战争有个明确的敌人，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可以恨大地？不能。这是人的宿命，大地又没邀请你来，但是你除了生长在这儿，没有地方去。你就只好忍着，承认这个事实。而且要向大地上别的生命体学习，如何跟大地建立互相的关系。大地不仅哺育了人这种生命，而且哺育了更丰富的生命世界。

很多人对这个生命世界，对我们居住的环境没有多少感情。所以我想，写这本小说，首先我要学会处理死亡。终于可以用一种美丽的方式来处理死亡，用颂歌的方式来对待死亡，而不是悲号。第二就是人和土地关系的问题，又跟今天我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是非常契合的。生命共同体，加上云中村的万物有灵，就形成一个人和自然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因为我也有个责任，在写出大地的严酷的时候，更要写出大地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