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晓鹏

《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一个有名的故事，作者虽然意在揭示当时官场和社会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族的腐朽，但从中我们也可以萃取一些对司法有益的启示，让我们警醒和深思。

一桩葫芦案

贾雨村本出生于诗书仕宦之家，奈何生于末世，祖宗基业已尽，人口衰丧，只剩他一身一口，进京求取功名，耽搁阻滞，暂寄葫芦庙，靠每日卖字作文为生。隐居的乡宦甄士隐念其有才，赠送盘缠穿用，贾雨村当下进京，春闱一战，果然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从此开始宦海沉浮。

贾雨村初入官场，经历了一番挫折，补授应天府。甫一到任，即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案情并不复杂：一个拐子卖丫头，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唤作冯渊，一眼看上了这个丫头，立意买来作妾，并立誓不再娶第二个。为显得郑重其事，支付了银子交代三日后过门。孰料薛家公子薛蟠也看上了这个丫头，拐子又将之卖于薛家，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远逃他省。事情败露，两家将拐子拿住，把他打了个半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争执之中，薛蟠喝着手下人一打，将冯渊打了个稀烂，抬回家三日就死了。这薛公子本拟进京，打死了人，仍是没事人一般，照期带了家眷起身，兄弟奴仆在此料理此事。

贾雨村拘了原告来审，听了原告叙述，勃然大怒，要发签差公人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身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此时，曾是葫芦庙一个小沙弥的门子面授机宜，贾雨村这才知道：打人的薛蟠，乃是“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之后；身死的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而那被拐的丫头，是甄士隐早年被拐的女儿英莲，历经苦难，本想着嫁于冯渊为妾，可以有个依靠，“罪孽可满了”，孰料竟又出此祸端，真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一边是家道中落的小乡绅之子，一边是如日中天的大权贵之后，所争执的恰恰又是自己恩公之女，贾雨村当如何是好？却说贾雨村鸣鼓升堂，详加审问，审得门子所言非虚，哪顾得上甄士隐的恩情，也不管英莲是生是死、何去何从，徇私枉法，让薛家赔了许多烧埋银，胡乱判断了此案。

葫芦案是怎样“炼成”的？

贾雨村忘恩负义，判了葫芦案。葫芦案看似简单，但葫芦案最终何以能够“出炉”，以至于贾雨村竟可以徇私枉法而不受制裁，却值得我们分析。

首先，葫芦僧因何要判葫芦案？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贾雨村之所以枉法乱判，其主要原因是：有所惧，有所图。贾雨村初入仕途，也是一个自视甚高、持才傲物之人，但却因此颇受排挤，吃尽了苦头。小说记载，贾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龙颜大怒，即批革职。”如今涉案的薛蟠，乃属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薛家，而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扶持遮饰，相互照应，贾雨村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此为其所惧。

贾雨村被革职之后，相托友力，谋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师一职，且作安身之计。适逢有一机缘巧合，经人指点，央求林黛玉之父林如海。贾政受妹丈林如海所托，又见贾雨村身材魁梧，言语不俗，便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贾雨村此番裁判葫芦案，讨好攀附权贵之心昭然若揭。故而断案之后，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告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滤”等语。此为其所图。

其次，葫芦僧如何办了桩葫芦案？我国古代的法律，对官吏出入人罪皆有所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出入人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大清律例·刑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明定：“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若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至死者，坐以死罪。若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科罪。若囚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

那么，贾雨村难道不害怕法律的惩罚吗？一方面，如小说中记载，贾雨村审明冯渊乃是父母双亡、别无兄弟的没落乡绅，其仆人诉冤告状的目的，不过是以主人之死图赖银钱，贾雨村判令薛家支付了不少烧埋银，冯渊之仆自无话可说。民不告，官不究，这起葫芦案就被遮掩过去了。另一方面，虽然小说中没有涉及，但却是古代司法官员惯用的手段，即任意裁剪事实。古代司法官员多读书入仕，惯用春秋笔法。事实经裁剪，与法律规定严丝合缝，加之刑讯所得口供一一对应，上峰通过书面审查，自然看不出端倪。况且，即使事发，也仅是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并无不当，难言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

铲除滋生葫芦案的土壤

滋生葫芦案的土壤中，既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裁判者自身的原因，要杜绝葫芦案，也应从这两方面着手。试将笔者的一点思考略陈如下：

其一，防止外部因素任意干涉司法。波斯纳法官曾撰写过一本专著《法官如何思考》，认为法官作为一个“人”，符合“经济人”的模型，其行为也具有趋利性，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且看，门子只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的、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方才说的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贾雨村已然从初审原告时的大怒，变成了笑问门子该当如何，心思已经活络起来。可见，这些“本省最有权有势的、极富极贵的大乡绅”不但有能力干涉司法，事实上也已经干涉了司法，而且一旦不遂意，裁判者“不但官爵不保，只怕性命还保不成呢！”因此，铲除滋生葫芦案的土壤，须从制度上杜绝某些外部因素对司法的任意干涉，让裁判者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小文难承其重，仅作抛砖之论。

其二，遴选刚正贤良之士。尽管葫芦案的产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因素，但贾雨村的个人因素也不可忽视。贾雨村刚审完原告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可见，贾雨村是明白是非的，只不过他既畏惧于权势，又抱持私利，“达官贵人”尚未发话，自己就已经“投怀送抱”了。所以，葫芦案之产生，一个原因是葫芦僧贾雨村虽有文采，却并非刚直不阿的贤良之士。其实历史上也有官员与贾雨村有相似的处境，却可以有勇气有智慧坚守底线和原则。《明史》有一则关于海瑞的记载：“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雚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因此，遴选刚正贤良之士从事司法工作，是杜绝葫芦案的另一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