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玉琢近照 资料照片

在英国皇家海运学院的大厅中，悬挂着世界各国对海运事业作出贡献的顶级专家的照片。其中有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有外国媒体这样介绍他：中国有一半的海事律师都出自他的门下。

他就是大连海事大学原校长司玉琢。他参与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海商法，被称为“海商法泰斗”。

也正是他，推动我国海商法从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如今，已逾杖朝之年的司玉琢，笑着告诉记者：“我国海商法研究的整体水平，已经实现亚太领先。”为了自信地说出这句话，他付出了一甲子的心血。

与海商法结缘

“有人说我与海商法结缘，完全是‘误打误撞’。其实，我的体会是‘强扭的瓜更甜’。”司玉琢笑着说起这段奇妙的缘分。

1964年，司玉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前身），但只有海商法这门课没到5分。没想到，毕业的时候，学校硬是让他留校教海商法。

当时，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航运经济发展困难，没有属于自己的海事法院和海商法来保障权益，用荒芜的土地来形容当时我国海商法的状况并不过分。在这种形势下，老一代海商法学者黄廷枢、魏文达教授，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勇敢地成为第一代“垦荒者”。而之后在这个开垦了的土地上搭建海商法平台的历史任务，就自然地落在司玉琢这一代人肩上。司玉琢没有推辞，毅然决定留校任教。

从1973年到1977年，大学停止招生，司玉琢随天津远洋公司“金沙轮”航行办驾驶员培训班，对学员进行航海及海商法相关知识的培训。4年多的时间，在完成培训任务的同时，司玉琢也增加了海上实践知识，这为他后来深入钻研海商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实践基础。

1980年，司玉琢赴挪威航运科学院深造，深入研究了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海商法、保险法等法律制度，以及相关管理和业务知识。

求学期间，司玉琢完成了论文《论提单责任基础的重大变革》，经修改后刊登在1984年《中国国际法年刊》。这是他在海商法领域的处女作，是他专攻海商法的新起点。

起草我国第一部海商法

1949年以后，随着远洋船队壮大，贸易增多，摩擦也接踵而来。“每次遇到纠纷，讲究的是用法律说话，但我们的法律跟不上。”司玉琢心里着急。

1981年，交通部牵头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海商法，司玉琢成为主要起草人之一。海商法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涉外性非常强的学科领域，极具复杂性。“现在我国有十一个海事法院，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案子在受理，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但在当时，我们没有多少经验，只能借助国际公约。”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司玉琢感触颇深。

“该法历时40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我是从1981年恢复起草时参与进去的，前后也经历了11年。”司玉琢和同仁们一笔一画，用钢笔起草并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海商法。

278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字字锤炼。1992年11月7日，全国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

有了自己的法律，才有了说话的底气。2002年至2008年，联合国贸法会制定与研讨《鹿特丹规则》时，司玉琢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专家组成员，会议期间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为了听取中国代表团的观点，2004年第十三届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纽约会议专门推迟了会议议程，因为中国代表团未获得签证没能参加此次会议。中国在国际海商法界的地位日益重要，请日本人给中国人起草海商法、让欧洲人为亚太地区拟定《海商法立法指南》的时代再也不会重现。不仅如此，如今我们中国海商法人也可以为世界起草《北京草案》了。巨大转变的背后是几代中国海商法人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坚守。

目前，随着我国海洋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司玉琢结合建设交通强国、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建设、完善面向海洋的法律体系（海法体系）和创建海法学学科的海法理念。“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后想做而来不及做完的事情。”司玉琢说，当前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形势日益严峻，为实现海洋强国、海运强国战略，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法治之路，承担起引领世界的大国担当。唯如此，存在于西方百余年之久的国际海事立法与司法中心，才有可能伴随着国际航运中心的东移而转向东方；唯如此，“海洋强国”的梦想才会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