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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与顾养谦

2020年04月23日 09:50 | 作者:孙炜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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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为向董其昌求一张扇面小画而不成,德高望重的老臣竟然怒发冲冠,向皇帝告御状。

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此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董其昌,看上去仕途一马平川,前景无限美好。是年,董其昌44岁,他的书法和绘画造诣已受到了时人的普遍敬仰,市场上片纸难求。

不料想,就在这一年里,董其昌遭遇到这位退休老臣的厉骂,“致尘天听”,连皇帝都收到抨击董其昌的奏折,而这位老臣,就是大名鼎鼎的顾养谦。

正逢大好年华的董其昌受此打击,精神抑郁起来,不得不辞官“奉旨以编修养病”,悻悻然回老家去了。离开京城的董其昌,乡居20余年,放浪江湖,直到万历皇帝去世之后,才以67岁高龄再度出山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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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临倪瓒东岗草堂图

告御状的退休老臣顾养谦,究竟何许人也,能有此等威力?

顾养谦(1537-1604),字益卿,号冲庵,南直隶通州(今江苏南通城区柳家巷)人。嘉靖三十七年应天府中举;嘉靖四十四年会试第127名会士,殿试二甲第44名进士,进工部观政,十月授户部山西司主事。从此以后的20年间,顾养谦转战在闽、粤、滇、浙等地,杀倭寇,剿土匪,平兵变,弹压少数民族起义,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万历十一年(1583)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饬蓟州兵备。时人沈明臣称赞他:“谁道虎头非将种?请缨从古是书生!”可鉴,以科举获得进士身份的顾养谦,不仅喜爱丹青,有顾虎头(顾恺之)遗风,还能征善战,战功累累,已是军界的一代卓越名将。他的知己、内阁首辅(民间称为宰相)申时行称赞他,“古所称文武才,公实兼之。”

万历十三年(1585),在晚明重臣、吏部尚书杨巍的推荐下,49岁的顾养谦出任辽东巡抚5年,后又擢任为蓟辽总督2年,兼任经略,打理朝鲜事务。他一生中之所以能对国家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均是因为在这风云激荡的辽东7年。首辅申时行对他十分倚重,称顾养谦:“余尝屈指人才,以为国家一旦有急,能排大难出死力者,必公其人!”

作为镇守辽东边关的重臣,顾养谦最先察觉出努尔哈赤的政治野心。万历十五年十一月,他上疏曰:“努尔哈赤益骄为患”,这是《明神宗实录》里第一次出现努尔哈赤的名字。第二年,他仍在紧盯着努尔哈赤,揭露其凶悍与狡黠,称其“建州黠酋也”,写在他的一篇名为《论开原道臣王缄反覆贻祸疏》的奏折之中。

此时的努尔哈赤,刚刚抬头,只有“骁骑”数千人马。顾养谦认为他对国家是个危险人物,上疏要剿灭他,免得以后养虎为患。而分巡辽阳的按察御使王缄则主张怀柔抚顺,认为努尔哈赤“奄奄垂毙”,不值得过于重视。性格耿直的顾养谦大声疾呼:“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边事去矣!”他的上疏未能奏效,而且,御史甚至还弹劾顾养谦,称他夸张努尔哈赤的危险程度,目的是为“贪功徼赏”。努尔哈赤因此逃过致命一劫,其实力如燎原之火,日益壮大起来。数年之后的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从此羽翼渐丰。

万历二十年(1592)3月,日本关白(摄政王)丰臣秀吉调动九个军团共15万人渡海至朝鲜作战,拉开了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帷幕。同年8月,明军主将李如松收复了平壤、开城,进攻汉城,战况陷入对峙。受困的丰臣秀吉只得派使节到北京城议和,于是明军以胜利者的姿态也随后退兵。

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任蓟辽总督的顾养谦,受命处理朝鲜战争后事。这是他一生戎马生涯最辉煌的时候。

即使在这一时刻,顾养谦仍然在警惕着努尔哈赤。据其碑文载,顾养谦于万历二十二年上疏御敌新方案二万言,曰:“国家患虏(指努尔哈赤)不患倭。倭不能越朝鲜犯中国,其势不足畏,然自古御夷,常以顺逆为抚剿,权恩威而用之。”

万历二十三年(1595),国事糟乱,内争不休。许多官员要求国家对日战争:一种意见是主动打击日本,另一种建议则是继续坚守朝鲜,但顾养谦却始终坚持国内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臣以中国为全局,以朝鲜为局外”。他上疏说:“今言者率称战守,战则不能(胜),必得志于倭(日本);守(朝鲜)则征兵远戍,岁耗大司农金钱(每年消耗军费)数十万,疲中国力而代(他人)受其敝(衰败)。令虏(努尔哈赤)得乘虚而入,非策也!”因皇上和大多数官员都不赞同他的观点,是年正月,虚年60岁的顾养谦辞去官职,请求皇上“赐臣骸骨还乡”。皇上准允其“在家调理”,至此他卸任了蓟辽总督,始得衣锦还乡。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月十二日,顾养谦寿终正寝,享年68岁。神宗万历皇帝下旨祭文,赞扬他在卫国战争中是“东南之屏障”,赐谥号“襄敏”,赠兵部尚书,入祀乡贤祠。申时行为其亲撰碑文。如今国家画院的著名国画家顾平先生,正是顾养谦的后裔。

可是,像顾养谦这样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整部《明史》里居然没有他的小传,以致后人对他的了解甚少。到了今天,人们似乎已将他遗忘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之中。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清代修史的避讳制度。因为顾养谦是晚明忠臣,抗清名将,所以清代史官不仅在《明史》中未列其传,《四库全书》也不录,甚至连顾养谦的著作《冲庵顾先生督府奏议》八卷、《益卿诗文全集》二十卷等全部被列为禁书,遭遇毁禁,至今只《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侥幸留存。

再说董其昌与顾养谦的冲突,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此时顾督府已经为退休老人。而他俩的相识,缘于晚明杰出的思想家、“童心说”创始人李贽(1527—1602)。

当时,董其昌与好友如袁宏道三兄弟等成立了一个“蒲桃社”的文人小社团,经常在北京西郊崇国寺举行活动。

董其昌在他的《容台别集》卷三中回忆说:“李卓吾(卓吾为李贽的号)与余,以戊戌年春初一,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略投数语,即许莫逆。以为眼前诸子,惟君具真知见,某某皆不尔也。”所谓“兰若”,本是梵语,佛教中意指“寂远处”,这里指的就是北京西郊崇国寺。

李贽一见董其昌,便许为莫逆知己,还夸赞董其昌说:在座的诸位,皆不如董其昌具有真知灼见。多年以后,董其昌念念不忘,仍在“至今愧其意”。

顾平作《顾养谦与退畅珠媚园》

顾平作《顾养谦与退畅珠媚园》

顾养谦与李贽系多年好友,个性相近,都是耿直仗义之人,因此惺惺相惜。早在万历六年(1578),顾养谦任云南按察司佥事时,李贽也在云南,俩人引为知己,常常“辄夜分不忍别去”。李贽因言获罪,常受到攻击,而顾养谦给与的保护甚多。李贽则赞扬顾养谦是“具大有为之才,负大有为之气,而时时见大有为之相”,因此来往频繁。

顾养谦实为文人从戎的楷模。四岁时,他从鄞县闻玉田先生受业。老师命句“云雨昏灯易暗”,他对“云过月还赠明”,一时成为佳话。顾养谦一生不仅喜欢作画,而且也喜收藏,所以十分器重董其昌,曾托王承父向董其昌求画,还给董其昌送来了扇面和礼品。礼品中包括他家乡南通的土特产。

王承父即是晚明诗人王叔承(1537—1601),吴江人,曾是顾养谦的门下客座。王叔承与首辅王锡爵为好友,而王锡爵之子王衡与董其昌有手足之谊,故而系旧相识。

董其昌很是自傲,自认为这位老英雄顾养谦是个“马上君子”,不愿意为他画上一笔,所以他只为王承父画了扇面,退还了顾养谦送来的扇子和礼品。但“马上君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叫人颇费思量,难断其意。或许是,顾家在南通建造江南名园“珠媚园”时,有过“求田问舍,杀人媚人,一生作恶业者”的坊间传闻?为董其昌所不齿。

但是,董其昌因此却得罪了顾养谦,惹下大祸。

顾养谦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勃然大怒,随即上疏弹劾董其昌,指责他“雅善盘礡”,玩物丧志,整天只知沉醉在书画创作和鉴赏的游戏之中,不思进取,而且“致尘天听”——就是顾老臣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顾养谦乃是本朝老英雄,名震朝野,人人都敬畏他。也可能,上疏告御状的“朝贵”并不是顾养谦本人,而是他的拥趸,在替老英雄抱打不平。

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春天,悲愤满腔的董其昌把这件事的原委,题写在巨制《仿李营丘寒山图》上,收录在他自己生前审阅过的《容台集》内。

董其昌在画上题诗道:

拈笔经营辋口居,心知余习未全除。莫将枕漱闲家具,又入中山箧里书。

此诗有序,曰:“余自弱冠好写元人山水,金门多暇,梦想家山,益习之。顾益卿开府辽阳,以两箑(扇面)求画,一为益卿,一为山人王承父。余画承父而返益卿扇簪裾,马上君子未尝得余一笔。结念泉石,薄于宦情,颇得画道之助。今年春,有朝贵疏余雅善盘礴,致尘天听。余闻之,亟令侍者剪吴绡纵广丈许,秉烛写李成《寒山图》,经宿而就,遂题此诗。夫韩滉、燕肃、宋复古、苏子瞻皆善画,朝贵腹中无古今,固应不知,第以为罪案,但可曰‘不能遣余习,偶被时人知’,如摩诘语耳。视此曹求田问舍,杀人媚人,一生作恶业者,何啻枭凤!而妄下语乃尔耶!世必有能知者,余亦何憾哉!”

正是受此打击,董其昌产生了“金门多暇,梦想家山”“结念泉石,薄于宦情”的想法,准备逃离官场。而在重压之下,《明史》上说董其昌“坐失执政意”,以病为由,辞官回家去了。

从此之后,董其昌再未见过李贽,而顾养谦也于六年后魂系归去。


编辑:杨岚

关键词:顾养 养谦 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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