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被分在一个窝棚里居住。杨绛笑着问钱锺书：“咱们住这个地方行吗？”钱锺书肯定地回答：“不行。”旁边的人说：“咱们干校就是这个条件。”钱锺书非常认真地想了一会说了三个字：“没有书。”

对于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来说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能过日子。

1972年，夫妇二人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无处栖身，只好借住在办公室，这是一间危房，里面放了两张行军床、两个小桌子，一住就是3年。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在学术凋敝的险恶环境里，他们夫妇每晚都伏案笔耕。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围城》拍成电视连续剧后，钱锺书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他们的居住环境得以改善。当时，在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的书房里，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放在一角，用来招待宾客。房间里大部分位置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着。一张写字桌靠东竖搁，另一张朝南横放。大的书桌是钱锺书的，小的书桌是杨绛的。朋友惊奇地问：“为什么书桌大小不一样？”杨绛说：“以前我写话剧，有人介绍钱锺书，说他是杨绛的丈夫。自从《围城》拍成了电视剧，这旋风一下子吹得颠倒过来了，他的名气大了，当然要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书桌喽。”

俩人不仅才识渊博，而且记忆力极好。凡是浏览过的典籍，哪怕是野史笔记，几乎都过目不忘。沉重的大部头辞典、百科全书，钱锺书竟然是按照字母顺序逐条细读的，对于常人来说深奥难读的理论著作，对钱锺书来说只是小意思。

钱锺书，因《围城》《谈艺录》《管锥篇》奠定了在文学界、学术界的泰斗地位；杨绛，先因剧本而闻名，继而翻译《堂吉诃德》，后来又以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与小说《洗澡》享誉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