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郑军

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很好地回答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其中“引领者”的角色对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

今年以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严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战略博弈、世界经济下行等全球动荡源和重大风险点不断累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境外多点暴发蔓延加剧。疫情正在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和外交，悄然改变国际秩序和现有格局。2020年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全球海洋的谈判议程排得满满当当，疫情打断了全球环境治理既定议程节奏，多个重大国际会议和活动因疫情而中断或中止。全球疫情防控将产生大量医疗废水废物，亟须投入大量技术和资源进行合理消纳与处置。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可能面临强劲“反弹”风险，各国如何决定重新刺激经济的方式将对全球碳排放和环境污染产生重大影响，全球绿色复苏和绿色发展面临重大考验。与此同时，人与自然本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疫情使得物种保护、生态安全等议题升温，环境、气候、卫生、安全、贸易等领域交叉关联更加紧密，启发全球寻找多领域协同应对多重危机的新思路。

美国是现有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的塑造者和主导者，但近年来，美国消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卸其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责任，给全球环境治理前景带来不小压力。

大幅提升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开展了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与60多个国家、国际及地区组织签署了约150项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我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支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不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大力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同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共筑“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境外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向有关国家环境部门、国际组织和机构等提供防疫物资和环保抗疫经验，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做出了生动阐述和实践证明，也为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我国生态环境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之一，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又是短板中的短板。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有待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话语权不足、影响力不够。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与日俱增的减排压力，消耗臭氧层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排放等环境履约任务繁重。

新冠疫情促进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变革，美国“退群”也为中国引领塑造国际环境治理规则提供了窗口期。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成色。同时，把握危中之机、乘势而上，从两个大局出发、心怀国之大者，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将全球环境治理打造成维护多边主义、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一是科学制定“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规划。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目标引领，深入分析国际力量格局调整变化和国内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按照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科学合理设定“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规划目标指标和重点任务，服务保障国家政治外交大局。

二是坚持精准、科学、依法原则，统筹谋划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方法和举措。在精准方面，摒弃大水漫灌，加强南南环境合作中的精准对接，优化绿色“一带一路”项目设计，精准打造“一带一路”绿色公共产品，分类形成品牌效应，推动沿线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科学方面，加大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科技支撑力度，加强与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化学品风险管理等关键技术，提高各领域履约应对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水平。在依法方面，加强国际环境法的研究与应用，主动设置环境议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规则制定，推动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法体系。

三是全面梳理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主线，补短板、强弱项，深耕能力建设。拓展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与国内生态环保工作的有机融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生态环保铁军，为全面夺取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负责任的生态环保大国形象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