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至13日的不到48小时里，不断刷新的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数据，让北京2000万居民，甚至是全国人民都跟着揪心。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小高峰”，北京市的“神”操作跑赢了传言——

11日涉疫社区和全市医院调整风险级别，流调溯源；

12日，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市开展大排查，新发地市场全部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市场13日凌晨3时进入休市；

13日上午11时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增4例确诊病例后，海淀、平谷的密切接触者追溯检测完毕，新发地市场临时交易区开业……其间还加强了保供稳价、社区管理等“技术性”支持，旅游团暂停、体育赛事暂停、复课暂缓。

一波操作行云流水，妥妥地写完“城市疫情防控指南”。“进入后疫情时期，城市如何适应疫情防控的新常态，除了做好预案，还有些硬件也不可少。”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高体健、吴浩、杨爱明等，对城市如何加强应急防疫提出了建议。

城市规划要有应急防疫建设

“在打赢武汉保卫战中，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需要，紧急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和改造的16家方舱医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应对疫情中，也暴露出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疫情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短板。”

高体健常委注意到，现行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策略、规定、标准和措施，所以在疫情防控救治中体现出来设施用地预控不足，应急医疗配套设施不完善，造成在应对重大疫情时紧急被动选址，这就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疫病传播和对周边群众的影响。此外，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医院建设的产业体系和保障体系也不完善。建设火神山、雷神山这类医院具有应急抢险的性质，标准要求高、建造速度快，如果不具备成熟的快速建造产业体系和配套的资源保障体系，会导致建设不顺畅或出现大量资源浪费。

所以，高体健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加强城市应急防疫规划建设的提案》，建议在城市规划时就考虑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一是城市规划在空间布局上，可以仿照防灾避难公园的设置，在规划时做好大型应急疫病救治医院用地选址，预留交通和基础设施接入条件，预建相应的配套设施，提前做好工程设计和报批准备，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启用。二是未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及早建成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医疗设施，常规医疗设施在规划设计时，要考虑其能否快速转换为疫病救治医院。三是在体育馆、展览馆、会展中心、绿地广场等规划设计中考虑应急防疫救治设施接口和空间，使其成

为城市医疗资源的战略储备。

为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赋能

6月11日疫情再次出现以来，北京市的社区公共卫生防控再次成为亮点。新发地市场周边社区及时封闭，并为居民提供农产品代购服务。市区其他社区疫情防控升级，垃圾分类管理员再次穿上了防护服。记者及时联系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虽然距离新发地市场很远，但同在战备状态下的丰台区，他以亲身操作为例向记者讲述了关于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思考。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必须发挥网底和守门人职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吴浩所在的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通过智慧医疗的手段，倡导当地居民出现发热、呼吸道或消化道等症状时，尽快与社区家庭医生联系，沟通形式包括电话、微信、短信、视频等。中心还给75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发放过智能腕表，老人的健康数据、实时位置都能够实现同步联网。

没有疫情的时候，社区的家庭医生对居民询问的各种不适症状会进行初步诊断，并给予下一步处理的建议，或在社区就诊，或转至上级医疗机构。这些日常的信息化建设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关键效果，家庭医生团队可以借助App和回访中心向居民发布新冠肺炎的知识、自我防护策略和隔离政策，签约居民可以通过App和家庭医生交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微信咨询。这些措施可以让居民充分认识到隔离、居家观察是防控的必要环节，同时也能得到辖区地方政府以及医疗机构的帮助和温暖。

“可以想象，在疫情早期，各主要医院的精干力量都去支援湖北的时候，如果北京暴发了疫情，那么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一环有多重要。”吴浩深切地感受到，基层需要有即刻响应、迅速推动应急事件科学管理的能力。所以他建议，开展面向基层医务人员的公共卫生应急事件识别、上报、防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强化基层医生在日常工作中病例规范书写，对患者及家属重要的健康信息，尤其是新近出现的症状或健康问题，绝对不可遗漏，以便在疫情初期能够尽快识别很可能已经出现的公共卫生应急事件，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基础。

综合医院应该进行感染隔离病房建设

记者发现，近日北京报告的几例确诊病例都存在转诊环节。杨爱明委员指出，这是由于当前城市医疗建筑设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能力不足导致的：“虽然自SARS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发热门诊并且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从后续监测来看，这些具有传染性疾病病人往往都是在综合医院的急诊、门诊就诊或甚至是收住到病房。这些病人在没有诊断清楚之前，如果没有一定的警惕性、没有隔离条件，往往容易在此过程造成疾病传染、暴发或流行。没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往往首先成为高危区域。”

杨爱明认为，即使不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每年预防控制非预期的流感住院患者出现播散也是院感防控的重要任务和难题之一：“按要求，在普通病房应该有固定的、具有隔离条件的空间，当出现可疑院内感染、耐药、诊断不明的感染性疾病患者的时候，可以转入到这些空间内进行诊治。但是，很多医院、病房未能按要求配备，或者被挪为他用。”

“现有大多数三甲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不具备应急改造的可行性，传染病专科医院因其数量少、收治能力有限，面对疫情大规模暴发时，公共建筑平时与疫时进行功能转换不畅。而简单地将感染科、传染病楼做大的方式会形成常态下大量空置，造成医疗资源巨大浪费。”高体健也表示。

因此，两位委员建议医疗建筑及公共建筑设施要兼顾防疫设计。一是在大型综合医院设计时或改造扩容时，考虑在常规病区之外增设规模适度且具有高院感控制功效的传染病后备诊疗区，在非疫情期间可用作普通病区，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时可迅速转变为功能独立的传染病患者救治区。二是专业传染病救治医院的建设，尽量兼顾常规综合医疗需求，以便在非疫情时期作为当地各类传染病的大型专科综合医院，而在疫情出现时又能快速承担起抗疫综合救治服务。三是制定“城市大型公共建筑抗疫标准”，为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在重大疫情出现时迅速改造成为合乎抗疫要求的方舱医院预留必要的接口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