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向我国出口基础材料、设备、芯片、软件等产品，特别以所谓“军民两用技术”为由限制我国高端芯片、操作系统、5G、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甚至将我国一些基础前沿的高科技企业列入限制范围，企图将这些企业扼杀于摇篮之中，阻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首先，我们应高度重视受限企业的生存困境。近年来的中兴、华为事件，充分展现了其破坏力，甚至需要相关企业牺牲一定主导权和大量资金才得以生存，究其根本，还是核心基础产业受制于人。近期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囯集成电路产业中除了以运算和存储为主的硅半导体产业发展受限以外，以砷化镓、氮化镓为代表的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也正面临美国的全方位阻击，从基础材料、晶圆外延生长到芯片的制造，主要生产单位均被列入其“实体清单”。比如，某公司因其掌握了大尺寸化合物半导体的生产制造技术而受到美国监控跟踪，在公司尚未投产前，便于2014年8月1日、2016年3月21日两次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2016年4月公司投产后，于2018年8月1日再次被列入限制名单。由于限制具有长期性和全方位的封锁，不仅公司的供应链、市场应用、融资渠道、技术交流受到重大影响，而且，个别囯内的战略投资者和上下游企业出于规避风险，保持了观望，甚至减少业务。可以说，受限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第二，建议采取超常规方式，来支持限制企业的发展。不难看出，美国利用制定“实体清单”、使用“卡脖子”手段，企图卡住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命门。在操作系统、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触觉传感器、重型燃气轮机、特殊化学品等国民经济命脉上，该国也采用了同样策略。

对此，我的建议有4点：一是国家有关部委建立受限企业的问题直报会商解决机制，既要帮助解决共性问题，又要及时解决个性和急迫性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将受限企业所属基础材料、工艺、设备纳入国家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范畴，从国家层面加大其承担项目和配套奖励力度；三是金融机构对受限企业的融资贷款给予超常规优惠支持，国家层面的政策性产业基金，不仅加大投资，而且要超常规地减少附加条件；四是工信部牵头梳理化合物半导体产业链全景图，找准关键缺失环节，“全国一盘棋”突破“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封锁。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葛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