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知名作家相比，茨威格的文风辨识度非常高。他的句子绵延缠绕，长句甚多，兼有大量心理独白与情绪描写，这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有趣的是，茨威格这种文风与重视感悟式文化的中国文学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茨威格并没有受到中国古典文学风格的影响，却在精神维度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这让广大中国读者颇有同感，对这位远在奥地利的欧洲作家容易产生亲近感。

但是，茨威格这种细腻绵延的文风，一直以来也颇受争议。认同茨威格文风的人，将他视为文学世界里的弗洛伊德，将他看成心灵的捕手。也有人无法忍受茨威格大量近乎呓语的绵长句子，尤其是那些毫无节制的情绪书写，还有大段缺少短句节制感的段落，让一些读者惊呼阅读茨威格会有“密集恐惧症”。或许，连茨威格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文风。一方面，实在是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重要的原因是，产生如此文风，与茨威格的文学灵感与思维方式息息相关。

茨威格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思想与情感极其独立与敏感的创作者。出身优渥的茨威格早年经历十分顺遂，与当时所有沐浴着欧洲19世纪文明光辉的青年一样，坚定地认为未来世界是美好的，老欧洲的贵族文化也将长期存在。但是，残酷的一战彻底撕裂了这些单纯的幻想。茨威格看到自己曾经认同与坚守的东西不断崩溃，昔日帝国的荣光逐渐烟消云散，他在无力反抗现实的同时，也把自己逼上了一条精神的绝路。

因此，茨威格最终选择自杀，而且是在没有看到二战胜利曙光的情形下。此举并非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不愿看到理想主义被玷污与毁灭的惨痛悲剧。对他这样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与世界公民而言，不愿意任何一个弱小民族被强权者践踏，也不愿意看到自己信仰的价值观念在现实世界中逐步崩塌。节制的短句，不适合茨威格如此浓烈的情感抒发，也无法呈现他的文学观念——从心灵世界来反观现实，捕捉最敏感的情绪，并用最细腻的笔法将它们呈现出来。

无论是《人类群星闪耀时》，还是《昨日的世界》，茨威格在写作中都强烈地表达了一种挽歌情绪。茨威格及其家庭的荣光属于19世纪的欧洲，但当历史走入逼仄的空间与惨烈的现实后，茨威格不得不面对现实。因此，只是在一战之后，茨威格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一种古典世界崩塌的感觉。这种意识是非常超前的，很多作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意识到这一文化状态。但是，茨威格毕竟不是政治学者或社会学家，他不会用精准的学术语言来描述时代的变化，他的笔下依然是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个人情绪与心理叙事。从审美的层面看，这种精巧绵密的心灵书写，是更具文学性的，也真正能做到了经时光淘洗而历久弥新。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写到：“我所讲述的，并不单单是我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歇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事实的确如此，在茨威格的精神世界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浑然一体的，过去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将个体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精神症候分离的写法，在他这里被改变。

从创作内容上看，茨威格对一些社会经济现象并非不感兴趣，但他从来不会从这个逻辑进行书写，而是完全依照心灵的逻辑来看待历史与当下的一切。因此，茨威格可以遥想千年拜占庭帝国陨灭的时刻，将大时代下诸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真实地呈现出来，也可以与兵败滑铁卢时的拿破仑心心相印，用超强的同理心去走近那些大人物的命运转折时刻。当他真正理解笔下的这些人物时，却感到一种世间普遍存在的悲剧感，认识到人生的有限与命运的不可预测。

正是有着如此敏感与睿智的心灵，茨威格才能写出那么多精彩而真实的人物与故事，也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在文化的维度上，茨威格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有着真正自由的灵魂。但是，茨威格的思想太过超前，一战之后的世界远不是他设想的那样美好，现实粉碎了他的美好幻梦。当梦醒之后又无路可走，他才选择了以决绝姿态告别世间。

后世很多读者在文风上不理解茨威格的时候，不妨从精神旨趣的层面上品味一下他的作品。一个作家的文风与他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绵延细腻的语句背后，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心灵捕手。这也是茨威格的作品最独特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