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积极从事抗日反蒋的活动。同时期，他从积极主张“抗日”到联合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蒋抗日”和“逼蒋抗日”，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张国共合作 共同抗击日寇

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八天，李济深在写给孔祥熙的信中严厉控诉日本侵略者：“蕞国倭人，竟公然无端对我杀戮，强占要境，令人发指。凡属国民，亟应兴起，本阋墙御侮主义，为协力同心之备，化除已往，捍卫国家。弟爱国热忱始终未间，极愿随兄等后，尽力匡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李济深与十九路军同袍一道，坚决主张抗日。4月初，李济深在与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表示，“现在国难日亟，日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外有没有办法，尤其对日，要有积极的办法。如果对外没有办法，则担任任何职务，都于国家无补。如果对外有办法，无论任何职务，只要中央有命，我都愿意和大家同负责任，共赴国难。”

6月22日，在淞沪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大会上，李济深大声疾呼：“欲恢复东北，非抵抗不行，且不能徒托空言，民众方面，尤应有所表示，其办法即，一、请愿政府积极抵抗；二、实行经济抵抗；三、援助东北义勇军饷弹。如此积极进行，则恢复东北，方可有望。”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成为萦绕李济深心头的深刻命题。李济深试图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实现抗日的最终胜利。

1932年，李济深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前往武汉联络黄埔同学和退伍军官，筹备建立“抗日军人联合会”。此时，李济深不仅反对蒋介石一意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率先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目前最重要者，收复东北失地，如共党果能幡然改图，共赴国难，当可放弃剿共政策。且余以为‘剿匪’问题，较之抗日，犹是次要问题。”随着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变本加厉，李济深日渐反感。加之，蒋介石将在上海淞沪抗战中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调派福建“剿共”，企图让十九路军和红军、广东陈济棠军队拼个你死我活，最后达到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目的。李济深对蒋介石非常愤慨，毅然辞职，离开南京前往香港，公开举起了反蒋大旗。

推动国共合作 实行反蒋抗日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长城沿线发动进攻，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重。李济深多次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和两广实力派共同抗日，皆告无效。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李济深下定决心，推动国民党内反蒋实力派及民主派人士携手联合，依托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任“中华共和国”主席。事变前夕，李济深授意十九路军派员到闽西苏区，直接与红军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会晤，双方同意停止战争状态，共同抗日。随后，十九路军又派军部秘书长徐名鸿担任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前往江西瑞金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双方之后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合作。此外，据李济深回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我们派尹时中当代表去与中共联络，后来中共亦派张云逸、吴明、潘汉年为代表到福建来，但那时军事快要失败了。”

1934年1月，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攻势下，福建事变宣告失败，李济深避走香港。作为事变的核心人物李济深并未因此而气馁，他寓居香港期间，反思福建事变的教训，开始思考如何加紧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拓展共同抗日反蒋的新局面。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华北的脚步，推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试图将山东等华北五省脱离中国版图。在此国难危机之下，1935年7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大同盟设立七个部，李济深兼组织部长，叶挺出任军事部长。中共党员宣侠父、梅龚彬等也在该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中共中央还派遣潘汉年、胡兰畦等到香港帮助李济深组织抗日统战工作。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大同盟的积极响应。12月，大同盟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政治主张，及“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等8条行动纲领。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导下，北平学生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反对华北自治”。大同盟随即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呼吁立即集中全民族的力量，组织抗日救国军和国防政府，一致抗日。

1936年1月，李济深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团体共同建立抗日反蒋的联合阵线，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独裁政府作坚决斗争。这一年，李济深派陈铭枢偕胡兰畦等人访问莫斯科，与中共驻苏代表团商讨大同盟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作事宜。李济深还请胡兰畦捎上他亲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致敬信。

践行国共合作 一致逼蒋抗日

1936年6月，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发动两广事变。7月，在蒋介石的分化下，广东方面被和平“解决”，广西随即陷入孤立。面对蒋介石大兵压境，李宗仁、白崇禧决心抵抗到底，他们邀请李济深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借助李济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联合全国抗日反蒋力量共同讨蒋。在李济深的推动下，桂系和中共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派遣云广英到广西，先后拜会李宗仁、李济深，宣传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路线，建议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与蒋介石的争端，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李济深在与云广英的会面中，声明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大意是说广西当局同意共产党提出的逼蒋抗日，不打内战的主张。希望红军配合两广的行动，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为平息两广事变，派遣李济深的老部下邓世增、陈诚等人进行斡旋，李济深答复，只要蒋介石抗日，仍供“驱策”。然而，对蒋介石能否抗日，李济深仍然心有“未解”。8月9日，李济深致函陈诚，信中写道：“德（指李宗仁）、健（指白崇禧）诸公，此次目击民族之危机，已至最后关头，而梦想介公（指蒋介石）抗日，无异俟黄河之清。因此一方通电督促，一方出兵为倡，如果介公有一分抗日诚意，则正可乘此时机，领导全国抗战，使兄等不向南而指北，不仇内而攘外，全国人士，谁不愿沥血誓日，以拥护中央乎？”9月，南京和广西方面达成协议，两广事变最终以和平收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李济深当即分别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倡议和平解决事变。不久，在中国共产党、李济深等多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以蒋介石公开发布“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5项承诺而和平解决。为促使蒋介石不背弃在西安的承诺，周恩来委托上海救国会的杨德华与李济深会晤，希望各方团结起来，对蒋介石形成舆论压力。李济深立刻响应，通过大同盟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日报》举行新闻、文化界招待会，向海内外进行广泛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李济深托杨德华捎上他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建议：“为救国大计，宜从速召开全国政治会议。济深与廷锴已下定一往无前之决心，拟随时奔赴延安，共商国是。”毛泽东对李济深等的意见表示赞同，至于前往延安，复曰：尚待时机成熟。

实现国共合作 开启抗战新局面

1936年12月15日，李济深发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实践问题》一文，全面阐述他对构建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如何实践的问题。在文中，李济深指出“中国共产党自去年发出八一宣言，呼吁联合抗战以后，并改变其对内政策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以适应联合战线运动的推进。”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也“主张停止剿共，实现合作一致抗日。”李济深呼吁，“我愿意代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及其中坚十九路军，以最诚挚的衷忱，向一切主张抗日救国的友党友军，提出恳切的愿望，我们愿意和任何友党友军订立政治协定，以推进总的联合战线的实现。同时，任何友党和友军，愿意和本同盟及十九路军订立政治协定，也愿以万分的热诚欢迎其提议、举行谈判，以决定我们相互间共同作战的任务。”

1937年1月，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等联合发表通电，指出：“吾人深信抗日为民族当前最神圣之任务，亦为全国民众一致之要求。若政府肯毅然抗战，则一切政令军令决无不能统一之理。任何党派若不欲自绝于国人，决不能违反抗日神圣命令。中共亦当以抗日为前提，履行其约言，改变苏维埃之组织与红军之旗帜，使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之直接组成部分。但若欲达此集中统一之目的，必须先行停止内战发动抗日。”为督促蒋介石抗日，李济深邀请冯玉祥一道上庐山见蒋介石。李、冯二人诚恳表示，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应该立即对日宣战。李济深告诫蒋介石说：“如果请求不能实现，下山后，就以政治家的地位与你相对峙；如果你接受请求，就会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你的驱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寇全面侵华的开始。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李济深也在大同盟主办的《民族阵线》杂志上刊出“快邮代电”，“吁请中央政府即刻动员全国抗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对日宣战，表示“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李济深即时赶往淞沪前线视察，鼓励将士们抵御日寇，奋勇杀敌。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此前后，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结语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局部抗战打响，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济深始终坚决主张国共合作，抗战到底。李济深主张、推动和践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者，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实现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继续践行国共合作，并在与中国共产党密切互动的过程中，双方关系迅速升温。1946年，抗战胜利后一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解放战争打响，李济深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值得重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一直把实现祖国统一当成民革和他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经常勉励民革成员，要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贡献。李济深与国民党有数十年的历史关系，在台湾的军政人员有很多是他曾经的同事和部属。因此，他特别关心去台的国民党人士的前途和命运。1956年1月，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李济深不但拥护这一主张，还主动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有需要，台湾当局准许，他可以亲赴台湾做蒋介石先生的工作。同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建议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作出决议、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在李济深的主持下，民革成立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1959年10月5日，李济深在离开人世的前4天，写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国庆后写兴》：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作者李崴系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十二届民革中央常委，朱志龙系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