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近代大规模工业化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辉煌文明，而君子人格作为这一伟大文明的理想人格之一，对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君子人格用它对天地、对历史、对苍生、对人生的温情敬意，陶铸出华夏文明既恢宏博大而又不失精微婉约的精神特质。抚今追昔，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凝合并升华我们民族的自觉意识？如何将这种自觉意识转化成为影响现实世界的精神力量？对固有的君子人格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牟钟鉴先生的新著《君子人格六讲》就从理论建构层面给我们展示出新的君子人格所应具有的内涵，对于时代精神的彰显和涵育具有重要意义。

牟钟鉴先生在其新著中集千古之智识，针时代之膏肓，构建起“君子六有”的理论框架。所谓“君子六有”，是对传统儒学“五常”“八德”的发展和转化，它具体包括6个方面的内涵：“一曰有仁义，立人之基；二曰：有涵养，美人之性；三曰有操守，挺人之脊；四曰有容量，扩人之胸；五曰有坦诚，存人之真；六曰有担当，尽人之责。”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不可避免会造成人的异化，牟钟鉴先生针对这一问题力图从以上6个方面重建人的主体性，进而在人的主体性基础上重建民族的主体性。所以，六有君子既是凡圣相须的个人理想人格，又是群己共成的社会理想人格。

牟钟鉴先生建构凡圣相须的个人理想人格，力图解决现代社会中人的身心如何安立的问题。自凡（实然层面）论之，则需遂生；自圣（应然层面）论之，则需制欲；既得遂生，又不纵欲。深研遂生而不纵欲这一论断，其立论的知识基础是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已与传统人性论的知识基础有了精粗之别。现代自然科学清晰地找寻出人从大自然中逐步衍化的历程，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人本身具有的动物性。这一动物性是抹杀不掉的，所以一味地强调理欲相战，希求通过禁欲复反到至真纯善之境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人欲本身并不是恶，不对人欲从价值层面予以范导——即“制欲”，任其泛滥蔓延才会造成恶。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则对人的社会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社会化的本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依赖理念、制度、风俗、技术、器物等支持来成就人和完善人的。对于文明的向往和需要——即“遂生”——是人的本质所内蕴的。牟钟鉴先生指出：“人有向善之性，而无必善之理。”正因为我们作为普通人内心始终存在着超越自己的局限、不断完善自身的情结，所以说“人有向善之性”；也正是因为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容抹杀其动物性的事实，决定了对人欲予以范导的必要，而范导一旦缺位或失灵则必将导致放辟邪侈的恶果，所以说“人无必善之理”。

牟钟鉴先生建构己群共成的社会理想人格，力图解决民族复兴所需的道德基础的问题。于己的层面，人人各进其德、各施其才、各配其位，是为“立己”；于群的层面，形成一个汇聚各阶层各行业的君子群英，以君子群英的嘉言懿行推动全社会形成良风美俗，是为“立人”。牟钟鉴先生提出的“君子群英”，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君子群英既能立己，又能立人，立己为个人之独业，立人为民族之共业，修独业以推动良风美俗，修共业以造民族复兴之命。正如他所说：“社会健康发展需要仁义君子，而各阶层各行业的仁义君子必须自觉坚持涵养或修养文明人性，才能肩负起国家人民交付的重任。”

书中还提炼并展示出了时代精神和理想人格之间的体用关系，这也为当下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我们知道，每个族群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理想人格。理想人格将族群的价值理想予以具象化和符号化，范铸出一批又一批兼备智仁勇毅，又能日新不已的生命个体，从而将价值理想的强大力量予以彰显。所以，理想人格是连接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舟筏津梁，也是承载文明基因的重要手段。时代精神需要理想人格来承载和实现，而理想人格则彰显并涵育时代精神，两者是即用见体且即用成体的关系。

牟钟鉴先生的文字不仅富含理义，更蕴具深情。在《君子人格六讲》中，他对父亲牟广熙先生的事迹进行了介绍，读之颇令人感动。广熙先生秉性忠厚孝友，研述仁义之道，诚为乡贤君子，其言行和著作足以为当代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君子人格六讲》先叙以哲理，再辅以史事，不做媚时语，不做高深语，颇合古人著述言近旨远之法，今人立言诚当取为楷式。

（作者系山西大学新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