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6日，抗战胜利一周年之际，著名教授吴文藻偕夫人冰心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抵东京，出任战后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盟国谈判顾问。

谁也无法想到，他们二人的人生之路在这里改变了方向……

1949年元旦所摄全家福，左起：吴宗生、吴宗黎、冰心、吴宗远、吴文藻。

“一连三天辞了三次职”

1946年11月1日，吴文藻以中国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出席了即将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说明会。说明会之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最后修订并通过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庆祝活动，天皇亲自出席。吴文藻出席了东京的庆祝活动。他看得很清楚，天皇当天的表情显得很轻松。

吴文藻一家在代表团的官邸暂住一段之后，便迁入装修好的独栋外交官新居。有了房子之后，吴文藻便又重拾旧好———经常到涩谷或银座的古玩市场，抱回大包小包的旧书古画，中国的、日本的，古代的、现代的，画册、字画、雕版古籍，喜欢的便纳入怀中。战后的日本，生计第一，字画古玩无人问津，吴文藻薪水不菲，除国内外交部的薪水，还有驻日代表团的薪水，甚至还有盟国的津贴。有一次，夫妇二人到浅草寺游览，在并不丰富的旅游、字画店里，发现一幅武者小路实笃的《石榴图》，两人几乎是惊叫起来。他们按捺住各自的兴奋，用不高的价格将这幅画收入囊中。回家的路上，冰心告诉吴文藻武者小路实笃的情况，以及她自己读过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吴文藻说，战后日本经济困难，一些书家和画家通过不同的渠道出售自己的作品，换取食品。日本人无力购买，外国人除了外交官与记者之外，商人、古董商都难以进入，所以，现在是收藏的大好时机。顾毓琇捷足先登，带回了不少老货，有好几件却是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夺来的。

但是到1948年，吴文藻一家整整一年都处在心烦意乱之中。首先是与新任团长商震（1947年接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不合，吴文藻三天两头的要求辞职，曾经出现过“一连三天辞了三次职，没有准，还在僵持中”的情况。拖到后来，想辞职也不能了。同时，国内混乱的消息，物价飞涨、学生运动、国军失利等等，通过各个渠道传到了东京，原来代表团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已是岌岌可危了。一心想回国的吴文藻和冰心完全不知所措。“北平有炮声，景超今天来信也说过。我们成了丧家之犬，奈何？”

代表团第二组在吴文藻的领导下，平时就有很浓的学习风气，到了1948年底，面对国内的政局，平时的学习成了自发的座谈。吴文藻牵头，谢南光、瞿络琛、王信忠、朱炳南、陈耀庭是基本人员，随后经济组的组长吴半农也参加进来，并介绍了同组的邵逸周加入。冰心有时也会出现在学习会上。学习会的内容是“鉴于国内局势，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交换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以及代表团的出路问题。”学习会每两周或一周在吴文藻家、瞿络琛家或谢南光家举行一次。这个学习座谈会处于秘密状态，谢南光成了实际的主持人。每一次的学习座谈，都将研究共产党与代表团的出路、各人的归宿联系在一起。

“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电波迅速将消息传到东京。同一个短波频道上，原先的电台广播呼号“北平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广播中可以听到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和歌唱声。一个新政权的产生，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必定伴随了其合理性与进步性，不然，旧的政权便不会消失。是继续代表这个政权还是另做选择，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吴文藻冰心夫妇面前。

10月1日之后，便是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代表团照例举行招待会，致辞由吴文藻发表，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接待盟国的代表也没有往年的热情，一些国家的代表似乎也有些诡异的眼光，这让吴文藻感到很不对劲。自从《波茨坦公告》发表以来，中华民国跻身于大国之中，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自尊都得到体现，但也就短短的五年时间，所谓的大国已颜面扫地，令人扼腕长叹。招待会上，一名团员的妻子“悄悄”告诉外国代表：“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悄悄话立即被放大，第二天便被刊登在东京的多家报纸上。

中国驻日代表团在离东京约80公里的叶山小镇上有座别墅，作为周末或节假日休闲娱乐之用，“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回代表团重新任团长的朱世明（1947年改任驻美军事使节团团长。1949年4月复派驻日本，仍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曾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叶山小镇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会议之后，“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时任朱世明的副官、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晚年的冰心在回忆到这一惊心动魄历史事件时，仅有这样几行轻描淡写的文字：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跂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

谢南光通过华侨的关系，从马来西亚的《星槟日报》为吴文藻取得一个不领薪水的驻东京记者身份。那时能定居日本的外国人，除了商人之外，便是记者，吴文藻重新获得了行动的自由。

“我们对未来并未太悲观”

有资料显示，曾派人策反吴文藻等起义，这个人是蒋介石第二位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陆自1926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上海，华东局统战部长吴克坚指示陆久之由香港潜入日本，做驻日代表团的工作，动员朱世明、谢南光、吴文藻、吴半农等高层人士起义。陆久之的叔父陆榘吾，在代表团中任电讯处处长，通过他的安排，陆得以与朱世明、吴文藻等人见面，这恰是代表团密谋起义的时间。有人认为，他们“多次秘议起义之事，但朱迟迟下不了决心，返回东京不久，又被迫辞职，起义之事功败垂成。”

吴文藻此时由日共安排，在东京郊外寻租了一座空置的仓库，经过装修后，成为在东京的隐居之地。

之所以说是隐居，是因为此时的吴文藻通过有关渠道，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收集有关情报，所以，居住最好偏僻一些。吴文藻在代表团任职时购置的雪佛兰小车现在派上了大用场，日共派了司机听其调遣，载他时常出入于聚会等各种场所。作为社会学家的吴文藻，非常清楚各种信息的价值，只要有机会他都能有所收获，美国的外交官、各国驻日代表团、媒体、华侨与留学生中都有他的熟人，甚至从邮箱中每天接收到的红红绿绿的小广告上，也能淘出有用的信息。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教育，无所不包。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中，这些情报与资料都是重要而珍贵的。

吴文藻坐着他的雪佛兰进进出出，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人生选择，随着时代的变迁、世界格局的改变，也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一些资料表明，吴文藻和冰心在向北京放出试探气球的同时，吴文藻也与美国的朋友联系，探讨离开日本后的去向。自1949年起，吴文藻先后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瑞斐德、哈佛大学费正清、洛克菲勒基金会、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之间有过很多的书信往来。他在写给瑞斐德的信中说：“尽管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很困难，我们将要走的道路也有许多障碍，可我们对未来并未太悲观。无论是好是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形势……”

就在吴文藻和冰心进行艰难的选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他们回国，希望他们能为新中国收集到尽可能多的资料（情报），美国基金会、学界的朋友也在争取他们：

洛氏基金会出资请吴文藻访美，耶鲁大学聘请他在其外国地区研究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自1951年7月1日起，为期至少一年，报酬为六千美元。他的工作范围是研究美国政策在海外、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实施情况，以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就他研究的领域做专题报告。在吴文藻到耶鲁之前，洛氏基金会提供给他两千美元的生活费，让他在东京研究日本的社会状况，为他在耶鲁的工作做准备，并提供给他往返东京与耶鲁之间的路费。哥伦比亚大学也对吴文藻的工作表示了兴趣。洛氏基金会的罗杰·埃文斯试图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吴文藻寻求一个研究员的职位。吴文藻对此很感兴趣。在他看来，东京大学的教职，是自己“处在十字路口、面临重重矛盾时最好的选择”。中国有句古语，大意是在头脑充满矛盾时，最好的行动就是最少的行动。他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并坚信应同西方保持密切联系，我要在亚洲的土地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在这里我还有可能为丰富世界上关于社会的知识作贡献。”瑞氏也在美国积极活动，看能否帮助吴文藻。吴文藻此时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这个“顺其自然”是：吴文藻收到洛氏基金会2000美元的经费，为去耶鲁从事研究工作做准备。于是，他们就公开宣扬要到美国去教书，1951年7月15日出版的《妇人民主新闻》第241号发表消息《谢冰心女士近日将赴美》，称：冰心特地到圣心女子中学为两个女儿办转学手续，指定转入耶鲁大学附近的女子中学，只等签证一到就会动身去美国。“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地起了变化。据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数位美国友人的通信称，吴文藻在东京申请赴美签证被拒，这是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法规，即拒绝那些‘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人入境，之后他便携家属回到了北京。”（以上资料转引自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热忱地召唤他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有关部门作了周密的安排，帮助吴文藻冰心一家回国。

1951年8月23日，横滨港码头，吴文藻、冰心同女儿吴宗远（吴冰）、吴宗黎（吴青）一家4人，登上了一艘印度的轮船，悄然离开了日本。

成为政协委员

吴文藻、冰心回到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处于隐居状态，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向有关部门汇报日本战后的情况、移交有关情报与资料。到了1952年夏天，中央军委联络与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罗青长来到他们居住的洋溢胡同，接走了吴文藻冰心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在夫人邓颖超的陪同下，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总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回来”二字，着实令人感到温暖。作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说你们回来了，这就没有见外的意思，将他们看作一家人，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温暖人心？

吴文藻坐在周恩来的旁边，第一次见面，却没有陌生感。他向总理谈到自己的身世，说：我原本就是教书的，抗战到了重庆，误入仕途，又去了日本，本想很快就回来，但没有想到国内的局势……总理接过他的话，连声说，没有关系，革命不分先后，吴先生在日本也为我们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且称赞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显然，这是总理对他们的肯定，令吴文藻非常感动。他也择取要者，向总理汇报了战后日本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这次会见时，还征求了他们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吴文藻在回国之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自己能为新中国做哪些工作？

1953年10月，吴文藻接受了新工作，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虽然他曾希望被派往印度担任外交官，但到大学工作，吴文藻也乐意接受。

这一段时间吴文藻的工作：一是组织民族问题与民族学的教学。作为教研室主任，在课程设置与安排，包括接收留学生等事项上，与教师、系主任、校领导进行沟通与敲定。于是，隔三差五“找耀华谈”“与孝通谈”，与教研室的老师商量，日记中时不时有“金在冶来访”“杨家驹来”“与闻在宥谈，会见林惠祥、岑家梧、冯汉骥、梁钊韬等”“有（陈）永龄、（李）有义、（黄）叔聘来访谈”等等，自然还有各种会议，处理教研室的事务等。这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并没有让“书”性格的吴文藻烦恼，他甚至还有些乐此不疲，不光接待对方来访，自己也常常去找他们谈，日记中均有记载，只是不记所谈内容。

二是帮助青年教师修改讲稿、为充实丰富民族志的教学内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无论是民族问题教研室还是民族学教研室，青年教师是一线教学的主体，他们对自己研究的某一民族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的积累，但在综合能力及视野方面，有的则可能较为欠缺。吴文藻必须站在理论的高度与学术的视野上，在资料的综合与使用上，指导年轻的教师们。施联琳的傣族讲稿、朱宁的彝族讲稿、汪明钰的台湾高山族讲稿、朱宣的瑶族简介、胡先晋的内蒙古牧区生产和生活情况讲稿，回族、满族、黎族、佤族、羌族及南方各民族讲稿等，吴文藻都一一经手，提出具体意见与建议。尤其对金在冶的哈萨克族讲稿，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前后时间长达年余。这可能与吴文藻对新疆情况比较熟悉也有关系。20世纪40年代，他曾以考察团成员的身份在新疆进行过调查，但由于与国民党主导的民族观点不一致而未提供调查成果。在哈族的讲稿中，他既可以提供资料，又可以进行理论的阐述，但金在冶并不一定理解、接受，所以，这一讲稿来回反复的次数最多。

吴文藻自己讲授的藏族相关内容，分山区、坝区、综述、交通运输等，甚至还有经济面貌改变一节内容。他并未去过西藏，但在重庆时曾介绍李有义等前往西藏，现在李有义成了他的助手，提供的资料便成了撰写讲稿的初稿了。在此基础上，吴文藻进行修订、提高，为本科生授课。显然，这位老教授上课与青年教师不同，他的语速慢，且重资料少分析，很少使用个性化语言，因而，学生并不满意，派代表到他家来反映情况，希望吴教授大胆讲课。

1956年7月，吴文藻由严景耀和雷洁琼介绍，冰心由雷洁琼和陈慧介绍，一起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此在民进的组织中开展社会活动。

1957年2月，早春的季节，北京依然寒冷，但吴文藻的心情似有春意。就在一次与专家会谈后回到学校，接到正式通知，他由民进推荐，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个通知对吴文藻十分重要，当上政协委员，说明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与尊重，在政治上与冰心的全国人大代表一样，有了同等的地位，于家中、于校内、于社会上，赢得了自信。此后，吴文藻走路回家、上楼，步子轻盈而年轻，以至冰心以为吴文藻是不是时光倒回了“燕园时代”。

（本文作者为冰心研究会、冰心文学馆创始人。民进中央研究室会史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