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呈现快速复苏、总体向好的态势。这说明，只要做好常态化防控，既可以在全球率先控制疫情蔓延，也可以率先实现经济的由负转正，下面我主要提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要学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做好经济工作。一是有度防控。不能因一个市、一个县出现零星病例就暂停所有活动，不应存在零星病例就问责、追责，防止各地区、各部门在防控措施上层层加码，放大对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既要严防死守，也要尽可能减少防控代价。二是划小单元。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划分风险等级，在疫情初期是必要的。这次北京疫情反弹，划小空间单元，以街道乡镇为单元划定风险等级，大大进了一步。今后再出现疫情零星反弹，建议考虑社区、单位为单元划分风险等级，避免一个病例殃及一个城市。三是调整考核。今年不提增长速度，有关地方部门过去与增长速度挂钩的考核应随之调整，按照“六保”要求，调整地方政府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指标及其考核，调整财政部门对银行利润增长、监管部门对银行不良贷款以及银行对民营企业不良贷款的考核等。四是搬到线上。政府涉企服务应按照能搬即搬原则，把可以搬到线上办理的事项搬到线上，推进企业登记审批、中介服务评估等线上办理，防止因政府的一个批文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投资。目前保企业的优惠政策涉及部门多，应该实现所有政策“一网告知、一口受理、一窗通办、一网查询”。要趁热打铁，打通各部门、各地区的“数据孤岛”。只要下决心，短期也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的协同。一是设立去“僵尸企业”财政资金。允许地方政府使用直达市县的财政资金解决地方国企中“僵尸企业”多年拖欠的职工工资、社保等。这些钱也是发到职工手里的，既可以保当前的民生，也可以清除“僵尸企业”“死不成”在解除劳动关系方面的障碍。二是防止给“僵尸企业”输血，防止地方政府指定银行或银行自愿给“僵尸企业”增加贷款。三是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在落实银行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中，要对民企贷款利率、债券利率一视同仁。对银行违规收费特别是隐蔽性收费，监管部门要加大处罚力度。四是加强银行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要更多运用新思维、新工具，防止贷款“垒大户”，防止银行通过改变企业规模等变相完成给小微企业贷款的任务。

第三，正确理解和解读双循环。一是准确把握“双循环”。“双循环”绝不是放弃国际市场，建议有关部门准确解读，不要让外贸企业产生今后国家不鼓励出口的错觉。二是加强对出口企业的保护。我国68%的出口是来自于中小企业，其中主要是民营企业，要帮助他们保住而不是放弃来之不易的国际市场份额。三是加强对现有外资企业的保护。扩大开放，既要重视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不断缩小负面清单，也要重视保护现有的存量外资企业，防止外资企业外迁。一些制造业的外资企业处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保产业链安全也要注重保住这些外资企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不断完善发展框架　进一步释放结构性潜能

当前，我们要推出以释放结构性潜能为重点、能够提振信心和预期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这里包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以外有序流转以及配套改革；空间规划制定与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改革，空间规划也要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人口的流向反映的就是市场力量。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建设用地指标、公共资源配置、财政补贴资金等都要按照人口流向分配，城市等空间规划应定期依据人口变动进行调整。

同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具体说，“1”是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够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更高的要素生产率，今后10年，中国经济的大多数增长潜能将出现在这一范围，人口流动趋向反映了这一发展规律。

“3”是指基础产业开放竞争、提升效率，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低收入阶层增加商品消费，中高收入阶段扩大服务消费，产业结构优胜劣汰、提升在价值链上位置为导向的转型升级；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牢基础。

“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全方位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前沿性新潜能，我们有先行理念支撑、超大规模市场等重要条件，有可能形成竞争优势，不仅对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以引领全球范围发展方式转型。

与此同时，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也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加强市场消费能力向生产能力、创新能力的转化，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效率高、应变能力强、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葛红林：

农村人才“能进能出”利在长远

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颠覆了一些国外媒体和经济学家的预测，更是许多国外政客不想看到的结果。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将比上半年更好。要特别注意两个加强：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同性和对产业政策的指导性；二是加强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对微观政策的传导性，高质量地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政策链，有效防止政策传导脱节或对冲。

就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建议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改革探索，实现成员从“能出不能进”到“能出能进”的转变，促进急需人才移民下乡，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现状是成员能出不能进，即农村居民可以放弃农民身份，进城入户，而城市居民却不能“移民”到农村，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而限制了“人才下乡”。看着日趋严重的农村基层干部老化、外出务工的人力资源流失，却难以得到及时的补充，再加上每年不少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转换身份成了城镇人口，进一步“抽”掉了农村人才血液。

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须实现城乡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特别要突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障碍，实现成员“能出不能进”转变到“能出能进”，通过人才移民下乡，改变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在把握好尊重原村民意愿，保护原村民权益的前提下，建议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改革，建立其成员“能出能进”制度，推动对农村有情怀、有技能、有实力、会经营、善管理等人才移民下乡。特别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原本他们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只是后来上学转换了身份，可以将他们作为鼓励移民下乡的重点人群，甚至享有原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城镇户口的双重身份。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投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

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三管齐下

上半年，我国投资的基本情况比较乐观，4个亮点令人鼓舞：第一，基本实现了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结合；第二，基本实现了有效投资与深化改革并进；第三，基本实现了扩大投资与开放的互动；第四，基本实现了有效投资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关联。

下一步，围绕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几个方面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第一，要从有效投资变为投资有效。3月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季度后，各地的投资项目纷纷开工，不少地方集中几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资金，推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项目一起开工，这当然鼓舞人心，很多项目也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但要通过统筹谋划，既要保证开工率，也要做好相应配套工作，使得建设项目在形成之后，效益能够及时显现出来，要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特别是调结构的重要作用。

第二，要让融资服务体系更能适应扩大有效投资的需求。投资的一般特点是期限长、资金量大，也有风险容忍方面的需求。而要适应这种需求，融资体系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完善：比如少变多，即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比如短变长，当前融资市场最大的瓶颈，就是短期资金多，长期资金不足，建议形成更多长期资金，以支持有效投资；比如债变股，将债务性融资变成权益性融资，有利于降低杠杆率，也有利于发挥好资金主体的作用；比如“死”变“活”，通过金融服务供给盘活沉淀资产，为各类投资主体筹集资金。

第三，要关注吸引外资的国际环境。外资是我们扩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在吸引外资方面，当前我们也有诸多利好因素，例如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中国市场正处于消费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加之近期开放力度大、营商环境不断完善，这些对外资而言都有相当的吸引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也面临着更加复杂和极大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要认真分析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上升对跨境投资的影响，也要研判包括美国货币政策、美元体系变动对资金流动的效应。历史分析表明，过去每次大的全球的或者区域性的经济危机或重大事件，全球美元流动基本上都分为三个过程：危机开始的时候，美元回流美元资产，美元指数上涨，非美元货币资产下跌，这是一般避险的结果；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美元又外流各个经济体；当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始收缩，美元将再次回流。当然，今后这种现象会是如何变动还需要关注，但我们应积极分析、作好预案、采取措施、认真应对，既用好外资，也要防范好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

加快构建新格局　培育竞争新优势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与政协经济界委员座谈时强调：“面向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我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关系我国国家安危和发展前途的重大谋划、战略棋局。从国际环境看，无论是短期内的客观“隔离”现象、“孤岛”行为和“逆全球化”思潮，还是长期内各国试图发展独立产业体系的可能性，国际循环体系需要再部署、再调整。从国内环境看，发挥“中国制造+中国消费”的超大规模融合优势，构建完整的内需循环体系，促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是我国经济的信心和底气。

首先，紧盯国内循环发展的重点，精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要做的：一是深化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完善产权和要素市场的法律制度，巩固降低宏观税负的成果，完善保护市场主体的体制机制，稳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注重对农民的金融资本武装，建立扶贫脱贫的长效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在生产环节，重点解决国民经济中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占据金融资源过多的问题，畅通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比如，在流通领域，重点降低公路运输成本并提高铁路、水路运输比例，打通港口、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连接短板，降低整体物流运输成本。三是破除地方主义，构建完整的全国统一市场，畅通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打通“区块”“省域”和“城乡”等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循环。四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供应链生产组织网络，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

其次，提升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稳定性，争取区域循环的新突破。我们要做的是：一是加快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着力降低制度成本，以完善外资负面清单为抓手扩大高水平开放，吸引先进国际资源来华投资发展，营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二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国家成为海外市场的亮点。同时，注重研判防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三是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以抗疫互动合作为契机，以产业链调整为抓手，加强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推进中日韩经济小循环，促进RCEP区域合作。

最后，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注重两个循环的内在关联和协调。我们要做的是：一是积极调整国内外产业链布局，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努力向国外中高端产业链延伸、以内为主、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二是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坚决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的脱钩。三是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精准突破“技术孤岛”，逐步实现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四是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韧性和柔性，从制度、技术、规则上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痛点和堵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生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高迎欣：

用好政策杠杆　打通金融实体对接管道

当前，国内需求的改善整体慢于生产。二季度以来，国内生产加快恢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率先转正，目前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正增长，PMI生产指数连续保持在53%以上。反观需求，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同比下降1.8%，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中小微企业复苏相对偏弱。6月，在大、中型企业PMI指数环比回升的情况下，小型企业PMI指数却下降1.9个百分点至48.9%的荣枯线之下。

企业间明显分化，中小型企业面临订单有限、需求不足问题。6月大、中、小型企业在手订单PMI指数分别为45.4%、44%和44.4%，距荣枯线都有较大差距；新订单情况亦不容乐观，6月中型企业新订单PMI指数刚达到50%，小型企业环比下滑3.2个百分点至47.8%。在手订单少、新订单有限，进一步增加了就业压力。企业间分化主要由于大型企业恢复能力较强，小型企业政策支持较多但困难也较大，而专门针对中型企业的政策有限。

中小微企业盈利减少的同时，却面临租金、工资等刚性支出，进一步打压信心，一部分企业持观望态度，主动收缩业务规模，新增投资需求有限。在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的情况下，企业需求不足就导致了获得授信但提用不足，或者取得了信贷资金却不将其用于生产投资，甚至会出现购买金融产品、不动产等行为，导致资金空转套利，进一步加大了银行信用贷款投放压力和风险管理难度。

下阶段，围绕“六稳”“六保”，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促进不同层次消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定向发放消费券、补贴等方式，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针对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出台全国性的消费补贴或税费政策，促进改善型消费增长。

二是扩大投资范围。大力促进5G等新基建发展，同时，考虑到新基建规模体量有限，也要继续发展传统基建项目。落实基建项目资金来源，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优化资金投向。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限制，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营、外资等社会资本参与投资。

三是拓宽政策覆盖面。中型企业大多进入成长期，对吸收就业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信贷重点支持的领域是大型企业和贷款额度在1000万元以下的普惠金融，建议出台符合中型企业特点的支持方案。

另外，建议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作用，出台政府性资助及贷款计划、风险补偿等措施，分担金融机构风险，与商业性支持形成良好互补。

四是细化政策支持范围。为降低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企业道德风险，解决资金空转套利等问题，建议进一步细化金融支持政策要求和范围，明确稳岗就业支持救助标准，划定重点支持、一般救助、不予救助等企业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将资源投向真正有需求、有前景、可恢复的企业。

■部委回应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

听了各位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很受启发。比如，关于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循环，这是我们正在重点研究的一项工作；关于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要瞄准促进增长、优化结构发挥关键作用；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要继续加强相关文件落实，增强企业获得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项目；关于产业政策，要努力把政策传导到市场主体去；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国际潮流，也是我国未来发展必须坚持的理念。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国情世情，加强形势研判，认真研究和吸收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

委员们提到财政部门要控制好财力增长、不要增加企业负担，要更好地处置“僵尸企业”、让资源更好地投入到有效循环中去，要把“有效投资”变为“投资有效”，巩固减税降费成果，化解政府财力风险等建议，很有针对性，对财政部的工作很有帮助。

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下降4.8%，但6月份这一数据已由负转正，为3.2%，基本走出“V”字形走势。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优化财政政策，确保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

委员们的建议有较强的针对性，下一步我们将在工作中将有关建议予以落实。下面就委员发言中提到的相关问题做个回应。

一是粮食安全问题。从粮食销售趋势看，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虽然国外有很多资源，但那只是调剂，必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今年夏粮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农民收入问题。这是今年农业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一季度农民收入下降4.7%，二季度也有下降。乡村休闲旅游业虽然复产复市，但游客接待量较常年降幅仍较大。去年，我们实现了农民收入翻番的目标，今年，农民的收入增长如不低于3.8%，仍能保持翻番。下一步，我们还要下大力气让农民获得更多收入。

三是基层组织相关政策问题。核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问题。按照中央相关文件精神，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界定，主要依据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等，协调各方利益统筹执行。目前，各地通过民主协商方式，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6亿多人，主要包括本村现有人员以及外嫁、新生儿等，不包括城市居民。

2019年，中央出台政策，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探索人才加入等形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出台了农村宅基地改革相关方案，要求对宅基地慎重稳妥开展探索。下一步，对于城市居民获得集体成员权益问题，我们还将深入研究。

四是关于研究出台价格保险政策问题，我们也将继续深入研究，让农民多受益。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

委员们关于金融的发言，涉及总量和结构，总的来说是政策传导问题。从总量上看，全年信贷新增预计达20万亿元，宏观杠杆率或将明显上升，这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必然结果，也是逆周期调节所必要的。当然，从长期看，要注意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而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从结构上看，当前的监管考核、低成本资金等，都在向小微企业倾斜。

人民银行下一步货币政策安排：一是控制好总量、结构、节奏，统筹疫情和经济发展，一步步出台政策；二是管理好预期，坚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结构合理，努力促进小微企业、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