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和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近日，全国政协社法委“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点问题”专题调研组先后召开4场座谈会，在北京听取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对上海、浙江、重庆、江西和杭州、深圳等地开展视频调研，共有来自党政部门、基层单位、社会组织56个单位的同志和基层群众代表88人参加座谈。全国政协副主席汪永清出席并讲话。

这是一次面对面、屏对屏的深入交流与讨论。视频调研座谈会上，委员们了解了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各地的落实情况和生动实践，深刻感受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成就、优势和潜力。委员们认为，“十四五”期间要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关键是要把风险治理作为社会治理最重要任务来抓，深入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好坚持好成功经验，结合新情况不断探索创新，加强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平安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格局。

老百姓的“小事”就是“大事”

“从上海的实践来看，社会治理中的99%的事件通常都是在基层解决。”视频调研座谈会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提到这样一个数据。

基层的问题和矛盾看似是“小事”，但在老百姓眼中往往是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自主、自治解决基层矛盾纠纷，是杜绝小纠纷演变为大问题的关键。因此，抓好基层治理对于防范风险很重要。“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的重心向基层下移。”在介绍情况时，中央政法委相关负责同志如是说。

会上，多位地方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不约而同提到“枫桥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现在，这一经验正在浙江生根开花。

今年的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浙江省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是一个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找个说法”的地方，浙江省安吉县政协主席赵德清说，当地把县乡村三级矛调中心建设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牛鼻子工程来抓，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

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恒毅介绍说，浙江省以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为牵引，探索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中心能提供接访、诉讼、调解、劳动仲裁、行政复议和公共法律等服务，并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的解决方式优势，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成诉、成访之前。今年上半年，全省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近66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4.6%。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更好地加强和改善民生，才能从源头上防范社会风险和矛盾纠纷。

深圳市委政法委一级巡视员胡建农介绍说，当地通过畅通诉求渠道、舒缓民意来做好基层的服务工作。比如政府在出台重大公共决策和进行立法前，尽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近年来我们引入了微信听证模式，在举行的12个立法项目中，微信听证会共收集到有效的意见4700多条。”胡建农说，深圳还下大力气补齐民生短板，并通过百姓可以点单的“民生大盆菜”等形式，4年来支持5万多项民生微实事项目，投入资金54亿元。

在改善民生方面，许多地方都作出了积极探索。江西省新余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健介绍说，当地由市委书记、市长带头，带动领导干部“包案”化解矛盾问题，实行项目化管理、可视化呈现，县乡村三级对标对表同步推进，解决了一批老百姓的揪心事和烦心事。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主席姬兆亮说，浦东新区各街道、居村广泛征集和精心梳理群众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并精准对接家门口资源，在全区1300个居村全覆盖建成家门口服务站，各街镇、居村还发挥独特资源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务品牌，比如花木街道的“香梅贴心管家”、东明路街道的“房叔叔下午茶”议事会、塘桥街道的尹华老娘舅工作室等，纾解困难、化解矛盾，有效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民生需求，构建和谐社区。

会上，这些生动的案例给委员和专家带来了启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这充分证明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需要将关口前移，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认为，完善基层治理不可能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需要各个部门和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力量。“社会组织帮助政府开展社会服务，在反映老百姓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当前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和平台。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在开放和流动性更强的“大社会”中，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小社会”治理模式已不合时宜，要进一步探索创新多元化社会治理体系。

“北京有‘朝阳大妈’，南昌有‘邻里马甲’”

“……许多非法、违法活动都发生在我们街道工作人员下班之后，有时候上班也是在体制内打转，社会情况掌握不够，一旦出现问题，要么不知道，要么后知后觉，小问题往往发展成了大问题。”

视频调研座谈会上，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南钢街道党工委书记成秋林讲出了自己心里的大实话。

成秋林负责的南钢街道的8个社区都是原来南昌钢铁厂和氨厂的生活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社区，管理难度大。成秋林认为，老旧社区管理手段比较原始、单一，且线性思维严重，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还存在做多做少一个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经常是“上面领导着急，下面的同志纹丝不动”。

看到种种问题后，街道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推出“城警联勤综治云平台”，通过这一平台破解基层工作人员的绩效管理难题，还实行了社区邻里中心建设，推出社区邻里中心App，有效整合时间和人员力量，实现“上班有人管事、下班有人盯事、出事有人看见、出事有人上前”，打造出“永不下班”的联勤队伍。“大事由专业的人管，小事则发挥志愿者队伍，实现联民自治、干群共治。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在社区实现了自律、他律、众律的良善治理局面。”成秋林说。

事实证明，“众律”是有效果的。现在，南钢街道有“邻里马甲”近千人，他们每天都活跃在街道和社区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和各个时间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邻里马甲”在今年防疫过程中参与了累计23万小时的公益活动，在破解校园周边环境整治问题上成了一把“金钥匙”。成秋林说，“我们的目标是：北京有‘朝阳大妈’，南昌有‘邻里马甲’。”

从自身工作经验出发，成秋林建议整合上级各类数据平台和体系，让数据得到共享，并重视将前端的分析采集决策和末端执行结合起来。他说，“基层治理真的很重要，‘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基层要面对无数的检查和工作任务，这离不开一支较好的干部队伍。但基层干部往往事多、责任大、待遇低。以我们街道为例，街道干部既没有乡镇的津贴补贴，也没有机关干部的行业津贴，希望上级的资金资源多向基层倾斜，在基层留住人才得有政策上的‘干货’。”

“基层社会治理应该怎样用人财物来保障，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听完成秋林的介绍，皮剑龙委员如是感叹。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甄贞认为，通过“邻里马甲”的形式发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很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群众就在最基层，他们在发现问题、参与调解和处置棘手矛盾过程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觉得这一经验是值得学习和推广的。”

成秋林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引起了委员们极大的兴趣，他们在现场与成秋林展开了热烈的交流探讨。

“我想提个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说，“您刚才建议将前端的分析采集决策和末端执行结合起来，您能举例给我们说明一下吗？”

成秋林回答说：“比如说，某个地方有人肇事，我们要及时去处理，但这个事件通过技术手段可能是可以防范的，可提前对基层工作人员进行预警，让我们提前防范。但现在往往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再向上级填报数据，这样的数据分析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帮助。不过现在市委市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改善。”

“基层社会治理要多做事、做好事、少出事，这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于革胜现场给成秋林点赞。他同时提了一个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及时回应老百姓的呼吁和诉求，你们在预防、化解社会风险方面做得很好，在为老百姓服务方面是怎么做的？给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能否介绍一下。”

“我们干了很多实事”，成秋林直言不讳地说，“比如刚才提到对校园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有路口的学校秩序比较乱，学校没办法管，城管也没办法管，老百姓就有怨言。我们街道主动派人去做疏导工作，把这个地方的环境问题解决了，现在大家都说好，媒体记者也来采访，大学生志愿者还主动到这里帮忙。再比如现在有些老人家购买保健品上当受骗，我们就组织他们来听金融知识等相关讲座，请银行的专业人士讲课，最后那些卖保健品的没有市场了，也跑没影了，这就是我说的‘做好事、少出事’。”

基层社会治理要以民生为落脚点，这是委员们的共识。在大家看来，南钢街道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大数据的智慧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搭上大数据这趟时代列车。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时，希望上海把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作为提升上海现代化治理水平的牛鼻子工程来抓，努力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上海方案。上海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积极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介绍说。

大数据赋能社会治理的成效，从城市治理的细节就能看出来。徐逸波介绍说，渣土车运行管理是上海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难点，乱倒渣土车既破坏环境又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为此，上海市通过“一网统管”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和视频监控，及时发现渣土车非法卸土点，城管、公安、绿化市容等部门联勤联动执法，有效防止了一些非法卸土现象。上海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安全监管是城市治理中的一个大问题，为了做到预防在先，上海市对楼宇结构和环境因素进行大数据分析，对可能出现剥离破损风险的大楼予以重点关注，提前采取措施，在去年防范利奇马台风中发挥了“预防在先”的作用。

在助力社会风险防控方面，上海有“一网统管”，杭州有“城市大脑”。杭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江成器说，杭州市以“城市大脑”建设为抓手开展数字防疫，推出“一图一码一指数”，科学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此外，还利用“城市大脑”保障城市安全，比如构建了集视频监控、灾害感知、信息发布、公共广播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这次在南方城市的梅雨汛期，他们通过云平台、安全码、AI模块、VR全景地图等技术，及时掌握水情的运动区域和变化趋势，同时对一些重点地区发布警示，合理控制泄洪量，实行调配管控。在这次汛情期间，杭州市目前无人员伤亡，没有桥梁垮塌，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我们建议把数字化治理的软硬件建设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纳入‘十四五’规划，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步伐。政府部门要实现数据资源的统一整合和利用，同时要对各部门的源代码实行有序开放。”江成器说。

为了提升社会治理和风险防范的效能，杭州西湖区三墩镇受个人健康码的启发开发推出了平安码，把近1.5万家企事业单位、4万余套出租房、在建工地以及21个大型商超基础数据整合在一起，对应生成二维码，并通过基层网格员实地走访、现场核对、就地交接，实现了一企一所一码全对应，赋予平安码信息整合、平安检查、风险防控等多方面功能。三墩镇党委书记董威介绍说，“我们设计了楼宇企业、延街店铺、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筑工地、出租房、重点治安场所、人员流动场所等八大应用场景，从风险防范的核心要点出发，通过业主扫码自查以及人员下沉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完成数据采集。同时，生成问题清单，通过短信点对点发送给业主，业主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开设的平安微码模块查看检查记录，上传整改情况和问题反馈。”董威认为，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已经不能适应防范风险的要求，要通过数据共享实现治理区域、治理领域、治理机制的互联互通。

委员们认为，当前很多数据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这是非常丰富的资源和矿藏，也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这些数据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谈到数据共享，贾楠常委说，“我是搞统计的，我们的数字资源很多都偏重于综合数据和汇总数据，是宏观的数据，而现在的社会治理是‘微治理’，要关注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和家庭，这些信息资源如何为现代化社会治理服务，如何通过大数据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化水平，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贾楠建议提炼总结通过大数据实现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经验，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不随着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的变动而终结。

铲除非法集资的“毒瘤”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事件层出不穷，非法集资往往蕴含着较高的社会风险，已成为必须铲除的“毒瘤”。这样的风险如何防范？这是视频调研座谈会中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要谨防金融风险社会化。”会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说。金融风险社会化是指金融风险蔓延至实体经济以及社会公众，直接损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种风险扩散后患无穷。

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说，银保监会整合多方力量实现群防群治，连续7年组织开展全国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依托信息技术建立区域金融风险全视图，并充分利用基层网格化力量，推进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防止风险转移蔓延。他表示，当前还要进一步推进综合治理、法制化治理和全链条治理，形成政府部门、社会力量、金融中介机构、监管部门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深圳市委政法委一级巡视员胡建农认为，对金融领域出现的大量P2P平台“跑路”的事件，应当花大力气从制度设计、部门协同、严格监管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变事后被动应付为提前有效防范。

“随着财富的增长，公众投资理财的意愿不断加强，但是很多人还缺乏相应的金融专业知识，对风险的认识还不足，有时为了高收益、高回报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跌入不法分子的圈套，从而诱发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江西省银保监局副局长余祖典建议，在建立多层次信息共享机制、完善风险防控联动机制的同时，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培养公民的金融意识、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

甄贞常委认为，近年来对非法集资事件的惩处力度在加大，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即使一些发达城市理财理念先进的老百姓也深受这方面的困扰，应该在早发现、早预防、早打击方面采取更有效的举措，不能“养虎为患”，等到风险很大时再做事后处置。而且，在非法集资事件中，一些投资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能仅仅被视为被害人，另外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对一些为非法集资“站台”的广告代言人追究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谈到非法集资，九三学社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认为，这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老百姓担心手里的钱贬值，但又苦于没有好的投资渠道。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有非常丰富的投资工具，而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速度没有跟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非法集资事件频发。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从长远看，这将为服务国家创新型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能够为老百姓的理财投资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对此，皮剑龙委员认为应该深化金融领域改革，让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资本市场惠及老百姓，从源头上杜绝这类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