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7月间，人民政协报记者跟随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房爱卿带队的调研组，围绕“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专题，参与了委员们的线上调研讨论和调研报告修改工作的座谈会。现在，围绕这次调研的报告确定版已经“出炉”，而贯穿整个调研过程，记者也就几个问题专访房爱卿组长。

记者：在您看来，全国政协将调研目标锁定“多渠道灵活就业”，有怎样的背景？

房爱卿：前几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提出“六稳”措施。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又及时提出“六保”。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都把就业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就业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突如其来。对此，我们要顺势而为，让其顺其自然、脱颖而出。”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经全国政协批准，经济委员会组织了这次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调研。

我国的劳动用工制度，经历了以固定工为主和以劳动合同制为主的不同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传统灵活就业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兴灵活就业形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线上活动大幅增加，产生了一批新职业，吸纳了大量灵活就业者，其中退役军人、农民工、贫困人口、毕业大学生占比较大，特别是在美团、滴滴这些大的企业当中，灵活就业群体占比非常大。劳动部在新的职业分类大典中对此也给予了“正名”。灵活就业不仅成为重点人群的就业渠道，更是低收入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还是疫情防控期间和常态化防控阶段推动复工、复产、复市的重要力量。更深层次地讲，通过互联网将原来一个人能做的事，细分为多个具体任务，再分包给若干灵活就业人员，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能提高质量，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新的就业形态与新的经济形态也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总之，无论是传统的灵活就业还是新的灵活就业，对稳就业保民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者：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很支持灵活就业、共享员工，以此降低自身的用工成本；劳动者也期待以灵活就业形式增加收入。但在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政策保障的“真空”地点。为此，一些委员也提出，应该注意到当前灵活就业中存在的劳动关系界定不明确、社会保障覆盖不完全、扶持政策不适配、技能培训不充分、利益维护不到位等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我们消除“真空地带”，您认为当务之急是什么？

房爱卿：调研中，我们的确发现了你说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也确实会影响灵活就业的发展，阻碍就业形态创新。我认为这些问题要分类、分步来解决。

第一，要研究确定鼓励灵活就业的岗位范围。为避免岗位不明确造成灵活就业无法认定，政策范围无法确定的问题，应研究岗位的特点，确定哪些岗位适合发展灵活就业，哪些岗位不适合发展灵活就业。有些岗位无法设定固定的劳动时间、劳动定额、工作场地、收入报酬等，这类岗位应积极鼓励发展灵活就业。有些岗位有固定的劳动时间、劳动定额、工作场地、收入报酬等，应鼓励发展劳动合同制。有些岗位介于两者之间，可由双方协商选择。在疫情防控期间，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应鼓励发展，但“后疫情时代”，我们应按照岗位特点研究制定政策。

第二是建立完善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保制度和必要的支持政策。调研中也有同志反映，一些灵活就业者和企业自有员工没有享受到同样的待遇，低人一等，我认为这是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要让国家鼓励灵活就业的政策尽快覆盖到具体人群。应尽快使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就业补贴、培训补贴、就业指导、技能发展、创业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逐步放开参加各项保险的户籍限制，探索缴纳基数与地区平均工资脱钩办法。

第三是建立鼓励灵活就业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要避免企业找不到灵活就业者、想灵活就业的人找不到企业的情况，灵活就业供求信息应纳入公共服务范围，政府可以与大型平台企业合作，共同搭建共享就业信息的平台，提供就业信息、培训和相关认证等一站式服务。

第四是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灵活就业地位。可以先易后难，先制定部门规章，然后上升为法规，再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核心是明确劳动关系和权利义务，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工时、劳动定额、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安全保障等多样化劳动标准体系，避免将复杂多变的劳动关系“一刀切”标准化。

记者：从我们本次调研题目延长来看，灵活就业也好，共享员工也罢，核心在于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和创新意识。因此，围绕企业疫后创新优化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房爱卿：我认为，重点是解决新经济企业如何创新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平台，也就没有灵活就业了。

首先，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支持守规矩的企业有序发展。

其次，要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原则。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为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留出空间。另外，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比如在网约车领域，保障安全是基础，但将驾驶证与户籍绑定在一起，这导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非本地户籍人士无法从事网约车司机工作。我们应推动驾驶证和户籍脱钩，降低外地人居住证办理的难度。还有的地方，只认同地方驾龄，不认同军用驾龄，影响了退役军人的就业。应推动对军用驾龄的认可，降低退役军人进入网约车的门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并研究提出解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