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9岁的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讲授写作课的就是沈从文。那时，沈从文身边常常聚集一些包括汪曾祺在内爱好文学的学生。沈从文无论多忙，总是热情招待这些弟子，与他们谈学习和写作问题。沈从文对弟子们的习作，篇篇细读，然后挑灯修改，最后在习作上用清秀而工整的毛笔行书，具体地写下评语。沈从文开设的“各种文习作”“创作实习”，汪曾祺从不落下一课。在沈从文的文学素养和写作实践的浸润下，汪曾祺逐渐掌握了写作技巧。

沈从文不仅详批习作，还主动给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的中外名篇，让学生去揣摩、学习。当时汪曾祺写了一篇习作《灯下》，沈从文觉得不错，就给他推荐了类似的几篇作品，让他去比较、学习，其中一篇就是沈从文自己写的《腐烂》。汪曾祺习作水平提高很快，他表现出的文学天赋让沈从文十分欣赏。随后，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并重写了小说《复仇》，沈从文看了很满意，后来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

汪曾祺除了热爱沈从文的课外，其他课程都不用功，喜欢到处闲逛、泡茶馆。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了一年级。有天晚上，他喝得烂醉，抱头坐在昏暗的路边。此时沈从文正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走近一看，原来是汪曾祺。他立马叫来两个学生把汪曾祺扶到家里，灌了几杯酽茶，汪曾祺的酒劲才缓过来。一次汪曾祺去看望沈从文，由于牙痛，腮帮子肿得老高。沈从文见状，一句话没说，出去就买了几个大橘子抱回来，给汪曾祺退退火。

1946年，汪曾祺从昆明到上海闯天下。几个回合下来，找工作很不顺利，情绪落入低谷。沈从文得知后，立即写信给汪曾祺，把他大骂了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在沈从文的提携下，汪曾祺经过努力，成了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