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所犯下的罪行。

民盟盟员、百岁老人高文彬，作为17名中国代表之一，全程参与了东京审判，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东京审判历史见证人。

7月20日，我们去医院探望高老，遗憾的是他当天早晨突然陷入昏迷，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看着平静躺在病床上的他，回顾这位世纪老人的一生传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从应聘翻译到留任秘书

高文彬于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从幼小读书时起就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先生自称在校时“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较好”。1941年，20岁的高文彬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成为大一新生。当时上海已经沦陷3年，为了避免在汪伪政府“注册”，从1941年到1945年，法学院曾3次搬迁。

“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高文彬在回忆录中说，“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日寇的憎恨，我宁可每次上课绕路走。”1945年夏天，日本无条件投降时，高文彬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叙述：“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感觉日本侵略军终于恶有恶报了。”

日本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同时，法庭的官方语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选派相关专业人员。当时，东吴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

1946年1月28日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璈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查官。高文彬回忆说：“我的老师刘世芳，是上海有名的律师。他与向哲浚是清华同学。向哲浚那时带了很多控诉日军暴行的材料，都是中文的，要翻译成英文，就请刘世芳老师帮忙找翻译，要求既懂英美法，也通英语。于是，刘老师就把我介绍给他。同时去的还有我的同学刘继盛、郑鲁达。还有一个是向哲浚太太的兄弟周锡卿，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另一个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培基，我们5个人一起去当翻译。”

“我们是1946年5月份去日本的。乘坐的是美国的军用飞机，从江湾机场飞过去的。”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月至9月期间，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浚留下任秘书之职，其他4人则去到“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他通宵达旦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就这样，高文彬继续参加中国检察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结束，经历了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

高文彬的“小遗憾”

据高文彬回忆，国际军事法庭的地址设在东京涩谷原日本士官学校的旧址上。进口处有一个小花园，前面是演讲厅，后面是练兵场，中央的一个小土堆上竖立着一块木制标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这幢建筑的底层是法庭，由原来的士官学校的大厅改的，二楼是各国法官办公室，三楼是各国检察官的办公室。老先生说：“作为向哲浚的秘书，我不是每天都要从三楼到下面的法庭，只是有事才到法庭去，例如要给向哲浚拿点文件才去。我们到法庭去很方便，但外面的人去法庭就要有入场券。日本东京的地势不像上海那样平坦，它的地势有高有低。法庭所在的日本士官学校设在一块小高地上，上面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从下面开车上去要好几分钟才能到达。”

1946年5月3日，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开始。之前的4月29日，东京审判检察长、美国人季楠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日本甲级战犯，每天早晨，先由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从巢鸭监狱将被告提出，由用黑布蒙着车窗的美国军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押送，下午庭审结束后，再按原样押回。

在高文彬的记忆中，彼时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法庭大义凛然又淡定从容，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向哲浚，英语表述铿锵有力非常流畅，为中国作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由衷地称赞他。

东京审判的审讯共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总的，即日本如何开始侵略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以总的方式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另一部分是个人的，即对每个战犯的具体罪行提起公诉。对战犯的审讯次序是依照每个战犯的英文翻译名字，英文字母A、B、C、D这样的顺序进行的。

据高文彬回忆：“我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是土肥原、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还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主要罪行是东北事件和华北事件，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犯罪的，主要是由我国的检察官向他们提起公诉，最后由法官对他进行审判。法庭是早上8点半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1点又开始工作，3点结束。我的办公室在三楼，因为法庭常有文件送来，办公室里不能缺人，所以我到法庭去旁听的次数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小遗憾。”

揪出“百人斩”元凶

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每天民众可以去购买旁听券，售完为止。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

高文彬回忆说，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因为当时日本由军人当政，对国内舆论严格控制，日本兵在外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坏事，报纸上从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勇敢作战。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日本人都非常震惊。审判退庭时，我碰到日本听众，他们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也许是他们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

高文彬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很花精力，因为日本战犯是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的。”为了公平起见，法庭为日本战犯聘请了美国律师为他们辩护。理由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采用英语的，很多日本战犯不通英语，这些日本战犯都是高官，家里很富有，常常请美国律师吃饭，送东西，因此这些美国律师就拼命为日本战犯辩护，故意把案子拖得很长，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参加审判工作的中方人员共有10人，苏联与美国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很多，尤其是美国人特别多，有几十个人。法庭的审判费用全部由美国承担。

法庭每周开庭5天，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我当时担任向哲浚的秘书，法庭送来的书面庭审记录，由我负责保管。法庭开庭时有专门的录音员录音，然后把录音译成文字，这种工作很累，一人只能工作半天，因此一天需要两个人上、下午轮流工作。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据高文彬回忆录记载，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当局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统搜集证据和证人，证据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中国检察组的每一个人都会抽出时间去查找能够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

我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偶然间在图书馆内发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日本下级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举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因为刀口卷了只杀了105人输了。日本的报纸把这两个杀人犯当作英雄。我那时已粗通日文，基本读懂了报纸的意思。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据高文彬回忆，他马上到检察处的资料室复印了3份，一份自己留底，另两份交到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因为他们有定期班机飞国内，然后把照片交到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与此同时，中国检察团队也据此很快搜集到了《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的大量同题报道。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东京日日新闻》更对其进行持续关注，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确切，同时还配发了照片，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时任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的石美瑜收到资料后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缉拿归案并押送南京军事法庭受审。高文彬回忆说：“盟军花了半年时间才抓到这两个人。是从日本投降后回国人员签到名单中发现，最后在日本中部的琦玉县抓到的。这两个人是同乡，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穿着白衣服，在路边摆地摊做小生意。两个战犯就这样被抓到。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终于得到了正义的审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如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

两套庭审记录资料全部遗失

在东京审判的2年多时间里，我一直住在东京，从没回国过。我们一起去的人也都在东京。我基本上同日本民众没有接触。因为盟军总部当时有规定，不准同日本人接触，也不能进日本人饭馆吃饭，日本戏馆、娱乐场所也不能去。

据高文彬回忆，每个国家参与庭审的人员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都住在东京第一流的帝国饭店里。帝国饭店是东京最高档的旅馆，地上四层，地下二层，中间有一个大的院子，有假山，有水，装修得富丽堂皇。这房子是防震的，可以防八级地震，当时是请英国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相当高档。

高文彬和他的同事们则住在盟军指定的旅馆里，每天都有巴士来回接送，每月租金只要2美元，完全是象征性的。

高文彬表示，对东京审判的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除了日本天皇因为政治原因美国人没有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之内，其他的人如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该判死刑的都判死刑了。如果不判死刑，我们是无法回来向国人交代的。当时有个别国家如印度的法官不主张对日本战犯判死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最后才取得这样一个成绩，使战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给后人以警示，这是东京审判最大的功绩。

在参与东京审判的过程中，高文彬每天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签收庭审记录。一位美国少尉每天都会把隔天的庭审记录送来，每周5本。一般每个国家送一本，考虑到当时在东京的中国法官、检察官和工作人员大多曾在东吴法学院学习或任教，“我就要求他们每天多给我一本，结束后可以作为珍贵资料送给母校留作纪念。”

两年多的庭审记录有近800本，很重。高文彬将每若干本装订成一册，打印好日期，贴在书脊上，共有两大木箱。1948年8月17日，向哲浚检察官和高文彬坐船从日本横滨回国。因为带了两大箱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共两套），太重没办法坐飞机。据高文彬回忆：

那时上海到日本之间有一家美国轮船公司的船叫总统号、将军号什么的，在上海和日本之间航行。他就是坐“美琪将军号”轮船，花两天三夜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带回来的两套资料，一套由向哲浚给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另一套由我送到我的母校上海昆山路的东吴大学法学院。

遗憾的是后来两套记录全部遗失。

《元照英美法词典》扉页上有他的名字

回到国内，高文彬继续在上海工作，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1949年起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其间还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讲师。

1952年，高文彬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老师的牵连，被判刑并送外地改造长达27年。劳改期间，他坚持学习和阅读，把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读了无数遍。

1979年，高文彬终于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远洋系任国际法学教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他继续勤奋工作着，1986年被提升为教授，1988年退休并被返聘担任原职。在此期间，他参与翻译《国际法译丛》《国际私法译丛》《国际法与技术转让》等；参加编写《大众法学》《法律百科知识手册》《涉外法律使用手册》等；为英国《世界扣船》丛书撰写“中国扣船”部分；发表《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论共同海损》等论文。

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他还应邀赴美国缅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和旧金山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并被海斯汀法学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

1997年，高文彬开始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没有报酬的工作。他所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编委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他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边勘误边对照，有出错的地方，就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他废寝忘食，其间因过于劳累而中风，出院后，又继续投入到编撰工作中。

2003年，这部词典一经出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词典的扉页上，记录下了高文彬的名字。

在政治上的归宿

1985年9月，经时任上海海洋学院远洋系副主任的程克武和王义源介绍，高文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归宿。

此后，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各种盟务活动。即便是在退休后，每当民盟组织退休盟员活动时，他都会不辞辛苦地赶到学校参加。而民盟市委会、区委会和海事大学委员会每年都会去探望他。

据民盟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秘书长、原常务副主委蒋志伟老师回忆道：“高老是一个热心人，我曾为建校史馆对其进行采访，他都能娓娓道来。他曾遭受到相当长时间的不公待遇，但能够如此之快地走出阴影，融入社会，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高文彬常说的一句话。他叮嘱自己的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叮嘱在国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

在中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中，高文彬都尽量出席。生病前，他还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盟员程兆奇教授介绍，高老参加过该中心的很多活动，十分关心中心的研究工作。2016年，95岁的高老尽管步履蹒跚，仍要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晚年的高文彬一直保持着海派男人的做派，在上海市北外滩的住宅里颐养天年。据民盟浦东区委会原副主委王卫平回忆，每次去探望高老时，90多岁的他始终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炎热的天气里，高老还特意从冰箱里拿出小毛巾和冰镇饮料给客人。高文彬喜欢喝咖啡、品红酒，喜欢音乐和摄影。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只要有机会他就拍摄，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