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司法政策的出台，是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久旱甘露，是建立统一市场的及时雨，定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首先，充分体现了最高法确保司法及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需要，回应经济社会现实迫切需求的科学理念。近几年，社会对民间借贷诟病很多，民间借贷市场与银行间市场脱节、民间高利率、经济脱实向虚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最高法出台这一司法解释，将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间法定利率挂钩，使资金市场的价格信号统一传导，是科学立法原则在制定司法政策中的体现。

其次，表明最高法充分尊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是民主立法原则在制定司法政策中的生动体现。201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题为《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利率标准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将民间借贷的利率与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直接挂钩，允许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有一定幅度浮动；增加民间借贷利率弹性，只设确认超过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一定幅度的为无效的标准。其后，在长春召开的最高法特约监督员座谈会上，我又向周强院长提出要尽快修改民间借贷利率的建议。今年2月，我收到最高法修改民间借贷利率的征求意见稿。这正是协商民主的生动诠释。

其三，充分体现了最高法服务经济社会大局的高度负责精神。疫情加上美国对我国的围堵、脱钩，中小微企业处境艰难，资金链条和高成本成了中小微企业的生命线。最高法及时清理、修改过去司法解释中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肠梗阻”，体现了最高法的责任和担当。

民间借贷司法保护利率过高会推高企业融资成本

孙太利（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天津市委会副主委）：

过去有的影子银行及部分国企拿着从银行贷到的低利率资金，利用高利率的司法解释，获得4-6倍的利润空间，进行转贷。大量资金在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循环空转产生收益，助推了金融脱实向虚，危害实体经济发展。

2018年，全国工商联对1300多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净利润在5%以下的占36.09%，在5%～10%的占33.70%，另外有15.77%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微利加上亏损企业合计达85%以上。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利率过高，会直接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另外，高利率的司法解释使非法集资有了向民营企业放贷的空间。非法集资已成为吞噬资金的黑洞，严重扰乱了社会金融秩序。此次《规定》出台后，压缩了非法转贷、非法集资等行为的空间，让企业能够真正把资金用在发展上，也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

李春生（武汉市政协委员、一级律师、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我注意到，为匹配明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规定》在内容和文字表述等方面都作了相应的修改。民法典第680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规定》贯彻了这一原则精神。首先，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其次，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最后，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具体说来，对于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等形式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司法机关依法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