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要牢牢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要努力优化农作物的营养结构，保障食物无污染，让百姓吃得好、吃得放心，这些都有赖于土壤质量。可时至今日，这片土地肥沃与否，各种养分的丰缺如何，我们参考的数值有可能还是40年前的。另外，我们对具体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更缺少详尽的了解。不了解土壤质量，就无法在数字经济时代，借助数字化手段对数字进行精准管理、实现生产与环境的平衡。”时至今日，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土壤学会名誉理事长周健民和土地已经打了38年交道。这一过程中，周健民尝试利用每一个机会，呼吁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和土壤动态调查的常态化。

“为什么如此执着？”虽然业界出于对周健民专业过硬的原因给了他一个“土地爷”的绰号，但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周健民给我们的感受是，他不会就土壤谈土壤。在他看来，土壤里孕育着生命的活力，也同时决定了生产力水平和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安全，说到底，土地普查不仅仅是农业问题、生态环保问题，而是影响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带有基础性的根本问题。

为建立详细土壤档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进行过两次土壤普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规模及采集的数据都非常有限，资料也不完整；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规模宏大，涵盖了全国所有耕地土壤，资料齐全，其数据获得广泛应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对土壤质量还没有完整的认识，普查只关注土壤的基本属性和肥力指标，没有包括土壤的环境和健康指标。

在制定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前，土壤学界都曾提出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现在距离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已过去了40年。40年来，农业生产方式由生产队为基础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物布局由过去的计划种植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种植，肥料从以有机肥为主转变成以化肥为主，除草剂和农药用量也大幅增加；粮食生产总量从1978年的3048亿公斤增至2019年的6638亿公斤，化肥投入从1978年的800万吨增至现在的5000多万吨，农药用量现在也达到30万吨；40年来，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大量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到土壤。”在周健民看来，这些剧烈的变化，对土壤质量产生了深刻影响，原有的土壤普查数据已不能代表今天的土壤质量现状，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土壤质量的变化情况，以便为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可靠依据。

事实上，在第二次土壤普查后，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都曾开展过较大规模的土壤资源调查，相继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工程”“全国性多目标生态地球化学调查”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等重大专项，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这些调查有着不同的目的，以各部门分头来做，缺乏全链条的顶层设计。这也导致我国土壤质量状况的家底目前来看仍然不清，对土壤质量演变过程、风险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缺乏系统认知，土壤安全保障与提升集成技术匮乏。从国家土壤安全战略需求考虑，我们亟须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组织实施系统的土壤质量调查计划，建立详尽的土壤数字档案，推动土壤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为此，周健民建议，应下决心将第三次土壤普查列入“十四五”规划。

“摸清土壤家底的目的是因地制宜，根据土壤性质和肥力高低及污染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合适的利用措施，保障作物生产和环境安全。”在周健民看来，这件事已迫在眉睫，而新的土壤普查将涵盖土壤质量的肥力指标、健康指标及环境指标，可为土壤利用带来全面数字档案；现在土壤快速监测技术日益成熟，利用第三次土壤普查数据可建立光谱数据库，为今后土壤质量的快速监测和普查奠定基础。

同时，要建立能协调各部门、各行业的土壤普查组织体系。

“新的土壤普查，要打破行政和行业壁垒，由国家统一建立一个组织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建议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或农业农村部牵头，联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及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协调各部门和各行业，保障土壤普查的顺利进行。”周健民进而建议，除了中央统一部署和投入外，也需要地方政府在部署和投入方面的支持，以及大量基层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的帮助。由于工作量巨大，耗时长，普查也可以分期分批进行，他建议各省区可根据条件分先后开展，按照统一标准相对独立地完成土壤普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