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9月14日电 （记者吕巍）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企业科技创新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经济界委员时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我们推动科技型企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仍面临创新基础薄弱、融资困难、人才短缺、成果推广难等问题。虽然有关部门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破解企业创新难题已出台大量政策，涵盖面齐全，但一些企业仍反映无法获得有效支持。

为深入了解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共商应对、破解之策，今年上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陈晓光分别率调研组赴福建、浙江、上海和山东、江苏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在创新读书群中组织近500名委员参加专题讨论，3300多人次发言17万字。民盟中央组织了十多个省级盟组织开展研究，问卷调查了406家企业，深度访谈了华为等20多家重点企业。9月11日上午，全国政协召开“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建议”双周协商座谈会，组织相关领域委员与国家相关部委开展协商交流，为促进科技型创新企业发展集思广益、凝智聚力。

形成协同效应

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宋鑫提出，要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需要统筹梳理并加快健全完善支持产业技术创新的税收、金融、审计等各类政策，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凝聚“一股绳”合力，真正形成政策的协同效应，打通各类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而在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张道宏看来，政策协同的基础是政策的高质量，只有做精做细政策，才能给科创型企业更精准、有效的支持。

“首先，要精确界定科创型企业，借此制定并实施差异性政策。其次，要强化产业政策的靶向性，精细考虑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型企业的发展需要，分类确定政策内容与落地措施。同时，还要注重政策支持的多样性，既要关注热点领域创新，也要关注核心基础领域突破，既要关注成长性强的企业加速发展需求，也要关切基础型科创企业‘慢发展’需求，避免政策‘一刀切’和‘一头热’。”张道宏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HongKongX”科技创业平台和创科香港公益基金会主席、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经费不足是制约科创企业创新步伐的重要因素。“不少投资、信贷主体仍将盈利作为科技企业融资前提，对未盈利企业提出明股实债、隐性担保等苛刻条款要求，企业股权融资和贷款受限。即使是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的科创板，缺乏良好利润支撑能上市的企业也屈指可数。”

沈南鹏建议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减少国有银行后顾之忧，适当放宽对科技企业贷款不良率监管要求。同时，做实“十四五”规划民生领域信息化、智能化预算的长效保障和逆周期平滑预案，适度调整各地补贴政策税收门槛，财政资金“以投代补”参与社会化创投基金，用市场化奖优实现科技扶持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呼吁国家和地方创新扶持方式。包括抓住政府主导性强、拉动效果大、减排力度明显的公共服务领域，出台全面电动化时间表，将扶持措施从购置端转向使用端，降低新能源汽车保险费率，减免过路过桥费，提高使用环节经济性等。

在加大对企业研发支持方面，曾毓群认为，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在新体系新材料、先进制造、大数据应用、远程升级（OTA）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和应用迭代，对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审慎包容监管，营造鼓励创新的监管环境。

“能源电力企业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曹志安直言，南方电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行业标准竞争、潜在风险增大等难题。同时，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增加了海外拓展的难度，一些项目受到了西方势力干扰。

“因此，需要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标准国际化、提升风险防范水平等方面形成合力，促进我国能源电力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希望发改委、工信部，能在加大政策和资源扶持力度、鼓励支持企业参与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国际标准方面有所考虑。”曹志安说。

“中央企业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中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建议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定向支持央企聚焦‘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切实发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国家队作用。同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以中央企业为依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创建跨领域、跨学科的源头创新与成果转化平台，大力推进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真正构建起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宋鑫表示。

聚焦原创技术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与会委员的共识。

“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比较突出，基础研究主要靠政府投入，企业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较弱。这导致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难以发挥，一方面，难以有效承接高校院所的基础研究成果，导致转化困难；另一方面，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引领性的原创成果也比较少。”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刘昌俊说道。

他在调研时发现，目前多数企业自身没有能力开展基础研究，普遍缺乏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资金投入；高校和院所的研究成果难以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许多应用基础研究没有人愿意做，产学研合作达不到预期效果；加计扣除等优惠力度也难以达到企业的政策预期。

如何更加有效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自觉自愿地加大投入？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东省委会副主委、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带来了“深圳经验”。

深圳40年来的发展，始终把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形成了“六个90%”的特点（即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发明专利都来自企业，90%的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重大项目由企业承担），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了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一批世界级科创企业。

“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原创技术研究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近年，深圳确立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占财政科技专项资金30%以上的长效机制。比如支持云天励飞联合哈工大（深圳）研制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芯片，有望实现国产化。地方政府应在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展‘颠覆性’科技计划，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围上下大功夫。”吴以环说。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东营市副市长冯艺东也持相同观点，他表示，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问题屡屡发生。要避免这种被动局面长期存在，必须全力支持核心产品和技术能够起到进口替代作用的高科技关键性企业做强做大。

“在研发能力方面，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重大研究仪器免费向其开放使用；在人才政策方面，高端人才免缴个人所得税，在任何城市落户不受限制；在金融支持方面，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国家科技创新发展银行，在科创板和创业板开辟绿色通道等。用新产品研发的创新链构建互为依托产业链，形成共生同进的供应链，从科技创新的源头解决首创产品的应用推广问题。”冯艺东表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建立适应新技术新需求的科技创新制度，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聚焦主业，沉下心来苦练内功，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掌握核心产品和技术。”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说。

补齐人才短板

“科技创新型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生力军，而人才是科创型企业安身立命之本。我国的科创型企业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尤其是具有全球化视野、企业家精神的领军人才。”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说出了与会委员的共同感受。

顾祥林通过调研发现，虽然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后，在科技型企业兼职、获得报酬。但具体到事业单位层面，涉及员工在外兼职、持股等情况，仍存在一些障碍。

引才政策也仍需完善。由于目前海外人才引进的主要渠道仍是政府部门，导致科创型企业的参与度不高，人才引进的市场化程度偏低，无法全面、及时获得科创型企业的人才需求。

“建议打破科创型企业引才体制壁垒。逐步放宽事业单位性质的高校科研院所固有体制机制的约束，针对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在科创型企业兼职及持股方面制定更加积极的政策，并与相关单位科技转化部门负责人沟通，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建议提高科创型企业在引才方面的参与度。及时调整原来以政府为引进主体的策略，政府可逐渐从台前转向幕后，更多借助专业组织、第三方主体参与人才竞争和引进。积极搭建人才引进和配置平台，拓宽引才渠道，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和海外人才牵桥搭线。同时，建议为科创型企业引进人才提供更良好的咨询和认证服务。”

委员们纷纷表示。

“当前，高端人才回流意愿上升，应当抓住这一窗口期为我所用。”沈南鹏提出参考大湾区个税优惠政策，研究制定更大范围境外高端紧缺人才个税补贴政策；出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和就业（如国际博士后岗位）政策，定向吸引高端人才回流。

顾祥林进一步提出为科创型企业海外引才打造舒适的“软环境”。“政府应积极与科创型企业加强沟通，加快建设国际化的教育、医疗服务体系，改善家庭成员的配套政策，提供高水平的优质服务。建立专项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机制等便利措施。”

以才促融，满足科创型企业全链式产业创新要素供给是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苏省委会主委、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给出的建议。他提出鼓励多形式开展产学研战略合作，鼓励科创型企业设立“人才基地”，鼓励产学研单位联合共建研发实验室、实训基地，共同培养工程类研究生等。

“另外，结合‘破五唯’，做好‘立实效’，提高科研人员在职称晋升等与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相关的社会服务成效评估占比。”胡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