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名片

郝跃，1958年3月生于重庆市，籍贯安徽阜阳。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1982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1985年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0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数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讲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关照需求，冷静乐观，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科技工作者在不舍昼夜、板凳坐得10年冷中积累下的职业精神。

在日前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强调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围绕这一要求，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代科技界急需开展初心教育、传承科学家精神。

从好奇到严谨是科技工作者必经的成长心路

记者：您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就直接任教。当时为什么会报考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

郝跃：我从小就酷爱无线电，从电子管到晶体管接收机。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个爱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中学毕业之后我就下乡当知青去了，之后招工到地质队当了一名电工。1977年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我就选择了当时还叫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

我比较喜欢物理，本科、硕士读的都是物理专业，到读博士时，我换成了数学方向。那时很多人都说，人家都是从数学往物理转，只有我是反过来的。我那时学数学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补上“严谨”这一课。因为搞物理主要靠的是实验，而数学靠的是严谨的推算。

记者：在您看来，20世纪80年代您大学毕业那个时段，我国半导体水平与国际上最先进水平差距有多大？现在这一差距又有多大？

郝跃：早在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就批准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均名列其中。不过，在集成电路方面的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非常大的。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是1947年12月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里问世的，而第一块集成电路是1958年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诞生的。到了1970年，第一块集成电路微处理器Intel4004在美国产生。在同一个时段，我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半导体生产线集中在国防领域。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真正转为民用的国家908和909工程，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了。

2000年之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巨大的需求市场，我国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的设计、制造、封装等技术和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来看，我国半导体领域发展水平与国际最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基础材料、基础芯片工艺、基础软件和基础制造装备与仪器方面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破除“四唯”后，科技界唯什么？

记者：有人说，中国半导体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的失业压力最大，因为很多在校学习的东西，可能没出校门就落伍了，这种情况是否真实存在？

郝跃：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偏激。据不完全统计，在集成电路领域，我国人才缺口在10万~20万人左右，但全国范围内所有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各类微电子和集成电路相关专业毕业生也只有几千人，可以说，现在微电子和半导体集成电路及其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是非常抢手的。最近，国家还明确了将“芯片专业”（也就是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专业）正式列为一级学科。

当然，你提到的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代沟”的问题，过去很多学校理论教学是教得不错的，但由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实践涉及较大投入，大部分学校在实践环节的教学是落伍的。这一问题在近年来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为此也加大了投资。比如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在积极推动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我本人也是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产学融合发展联盟的理事长，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在学校里提前了解到工业界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器件结构。将课堂教学尽早与实际相结合是下一步需要我们重点发展的。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谈到很多问题，其中既涉及科研选题方向，也涉及研究方法论，还提到了研究目的。给我们的一个感受是，加快科技创新、持续为人民高品质生活保驾护航，中国科技界还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关要闯。作为业界人士，您认为当前科技界最应改变的是什么？

郝跃：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也说明，在这些方面，科技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说到基础研究，大家都很重视，我目前还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学部主任。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国家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甘于坐冷板凳、不忽悠，能尽心尽力搞基础研究的人，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比较“吃亏”的。很多专业学习很好的学生，后来都去搞了金融、工商管理，我觉得这与社会大环境不无关系。同时我们也在横向看，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经济发展已经过了高峰期，这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反而冷静下来，安心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有些学者，到国外的实验室里能坐得住，一回国，扑面而来的就是高度竞争，加之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很难平心静气坐得住了。于是学术浮躁和学风问题就比较难避免了。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破除“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这是对的。破除之后，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应该立什么？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评价机制？“四唯”我们都不唯，拿什么来衡量科学家的贡献？我想这还需要定一个量。

举例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科技创新领域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科技研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两弹一星”就是如此。“四唯”很容易定量，是一种定量的评价办法，实行起来也比较容易和简单，但主要都是围绕个人的。那么破除之后，我们能不能唯科研群体、重申集体合作的重要性，努力发挥好群体在“四个面向”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唯个人的科研方式是西方国家所推崇的，今时今日，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两条腿走路，既发挥个人基础研究的能动性，又加大对科研群体的评价和制度保障，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科技评价之路。总之，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破解。

从冷板凳到产业应用一路靠坚守初心

记者：学术界对您的学术成就有段概括———作为我国著名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家，郝跃院士开拓和引领了我国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的发展，创建了我国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外延生长、器件结构以及制造工艺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实现了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从核心设备、材料到器件的重大创新，为我国在氮化物第三代半导体电子器件步入国际领先行列作出了重要贡献。您能否用比较通俗的话，来“翻译”一下这些成就给百姓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

郝跃：从1990年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在一个领域坚持了20余年，这个领域就是第三代半导体，或者可以称之为宽禁带半导体。首先要知道的是所有芯片都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半导体材料是指材料的导电性基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如果导电性性质更接近绝缘体的就是宽禁带半导体材料，这种材料分几个方面。一是可以实现耐高压器件，比如轨道交通和电网的输变电用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二是耐高温器件，比如航天、钻探、炼钢领域，都很需要这种器件。三是适合于短波长的光电器件，如蓝光和紫外LED等。四是超高工作频率器件，比如5G的基站、雷达和通信等用的器件。20世纪90年代我到国外去开会学习时，发现当时国外学者对这一领域也不怎么重视，关键是这类材料很不容易制备。但我当时觉得这个领域发展苗头特别好，回国之后开始组织研发团队。从基础设备开始研发，然后用自己研发出来的基础设备生产高质量的材料，再用材料做成高性能的器件，最终形成电子系统。

我很高兴的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技术突破后，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比如：目前几乎所有5G基站、固态相控阵雷达系统的射频功率器件都是用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制造的，通信卫星系统用的也是第三代半导体，现在电动汽车中氮化镓和碳化硅器件开始得到了广泛应用。“十四五”期间，第三代半导体还将迎来较大的发展机遇，而且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在全球是领先的。只有突破基础问题，创新发展，才能在全球科技和产业界获得平等的对话机会。

记者：给我们的感觉是，您一直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第一线，那么在原始创新“从0到1”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个环节最难、甚至是梗阻？我们该怎么打通这个梗阻？

郝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对科研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我个人感觉，好的东西是不缺经费，不缺国家和企业支持的。而科学研究最大的问题还是急功近利，出于各种原因，不少学者急于尽早尽快发展而走“捷径”。要传承科学家精神，作为科技工作者应时刻想着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在科技领域加强初心教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