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秦汉与罗马比较，必然说到秦汉大一统。大一统，按照现代科学性思维来看，似乎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属于国家治理的理路。潘岳新作《秦汉与罗马》即是从此起步。“《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现代’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作为秦汉与罗马的宏大叙事，文章阐述了秦汉和罗马是如何处理一些共同挑战，如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国家与蛮族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

但是，潘岳文章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依照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思维，直奔事物的本质，即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非此无法解释大一统的本源、植于基层的来源以及屡遭磨难而延绵不绝的根源，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汉和罗马有着相同的基础、相同的挑战但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也许因为“大一统”的政治实践与其道统真义之间出现诸多偏离，也许因为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成了用西方模式衡量中华文明的标尺，近现代以来，“大一统”常常被误读和曲解。潘岳文章帮助我们走出庐山看庐山，回到庐山看群山；走进罗马看秦汉，回到秦汉看罗马。在对照中完成对于中华道统的认知与重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无论秦汉还是罗马，重要的是看其核心价值。从罗马共和到罗马帝国，自由，都是贵族集团之间厮杀中高扬的旗帜，潘岳文章带我们看见的，是这展旗帜后面的本质。

首先是自由的公平性。罗马的元老院是贵族议事的地方，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于58个贵族世家。这些贵族的经济基础是用征战俘获的人成为奴隶而建立的奴隶制大庄园，必然导致平民土地被兼并并在此过程中沦为贫民和流民，只剩下去给庄园主做农奴或给军头当雇佣军的自由。当然更不可能有奴隶的席位。没有谁代表基层，每个贵族代表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集团，取得席位的资格与合法性的来源是财产，无论这财产是掠夺而来还是世袭而获。“选举制度不但没能削弱门阀，反而加强了门阀。因为选举需要动员投票。门阀庇护了大量人口，又有钱贿买选票，最有机会选上保民官。”在奴隶制被废除多年之后，依靠大资本拉选票的竞选传统沿袭至今。

其次是自由的目的性。自由是为了公义还是私利，是为了履行个体责任，还是仅仅为了个人权利，前者似乎不在人们的关注之列，自由与担责的对等严重失衡所导致的责任的没落，养成今日国家元首带头争利和甩锅的风气。屋大维的帝国方案虽然比西塞罗的共和清谈要务实一些，但依然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什么是‘自由’‘合法’，选择最有利的理由进行斗争。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所谓正义问题。罗马时代这个问题似乎不是问题，谁有武力谁称霸，谁有财力谁掌权，毋庸置疑，至于对外的战争、殖民与掠夺，亦被视为英豪。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价值，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而冠冕堂皇，让殖民者掠夺者杀戮者心无忌惮、趾高气扬。

再就是自由的合法性，即当唯利是图似乎解决不了合法性和归宿感的问题时，上帝出场。基督教从罗马由最初的被打压到成为国教，随后“上帝”从古代罗马精英利益集团转到中世纪另一个利益集团僧侣手中，成为让人匍匐其脚下的工具和远征他国掠夺财富的工具，直到启蒙主义登场，逼上帝退场，完成韦伯所言的人类“理性化进程”即“去巫除魅”的过程，去除“价值理性”的骚扰，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让唯私唯利的价值观以现代的名义为所欲为，直到进入今天生态与人文双重危机的困境。

唯利是图，似乎是罗马留给世界的重大遗产。

但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文明，惟道是从的文明。

早于罗马若干年，有文字记载考古依据的就有五千年，这个星球上有一群人，他们是华夏的先祖，走出丛林而仰望天象近取诸物，发现和践行被称为“道”的存在，创造了以道行天下为共同福祉的道统文明。与罗马同时的秦汉，是这个古老文明的一个段落。如今罗马帝国早已灰飞烟灭，秦汉帝国的子孙依然人丁兴旺，用数字时代的沟通方式，讨论着秦简汉书记载的秦汉祖先与近代学者编撰的历史罗马。

秦汉以及其前后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然能够一次次浴火重生延绵传承的秘笈，在于一种超越种族、性别、阶层，超乎个体和群体利益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道”。道的体、道的理、道的德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它类似宗教，但比宗教更加深入人心、植入生活，是个体生命的源头和归宿.

道是什么？道家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道以为和”；儒家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地之序，和而不同”；用现代哲学的概念来表述，“道”是以差异、互补、共生为特质的宇宙生命共同体，包含着对所有的生命的自主性和无限多样性的尊重；勉强用科学的话语来表达，道是宇宙的规律和共同的福祉，简而言之，道的基本原理就是“多元一体”。

多元一体如何能成为上层和基层层层相通共识的道理？如果不把道以及相应的理看成离开生命离开基层的柏拉图式的抽象概念，这些道理本来就无所不在。中国人理解的个体不是虚设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有性别有年龄有家庭家族家乡家国和地球家园的人。多元一体本是身体的道理，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功能不同此为多元，各个部分互相依存此为一体。身体的每一部分构成了整体，而整体特别是心脏这“君主之官”会照顾身体的每个部分，手与足、唇与齿身与心、身体的精气神不可分离而本然一体。

多元一体亦是家的道理。家是一个有理有情、有差序有平等的、能够保护成员的个性又能维护共性的共同体。每个孩子的禀赋不同“五个指头不一般齐”，此为多元，但是“手背手心都是肉”。互相包容互相扶持，此为一体。家庭成员各尽其责，家长尽责爱护家庭成员，营造家庭共同体。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国家兴亡当然匹夫有责。而大一统的国家当然应该保护每个生命每个家庭的多样性，同时维护一体性——以解决御敌、赈灾、治水等公共事务和基础建设以及调节罗马政治解决不了的土地兼并等问题，而这些又是个体和家庭的安全与利益所在。

手足相助、唇齿相依、也用来处理家国天下的事务。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以继续扩大奴隶庄园经济，又继续让小农破产成为流民。 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仁政的后面，是多元一体的道之法则。

多元一体是身的道理、家的道理，因为它是天的道理。中国人称天地为父母，结婚时先拜天地、后拜父母、然后夫妻对拜，“孝堂上父母易，孝头上父母难”，头上父母就是天地，“头上三尺有神明”的神明就是天道。天地万物差异互补共生构成了宇宙大生命。为人者要效法天地的仁慈与包容，天地之大，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没有一粒种子是一样的，自然农法遵循自然之道，天然地拒斥“一刀切”的标准；中医遵循身体之道，因人因时因地辩证，时辰的不同给药和下针的方式也不同。多元一体是生产生活中与乾坤父母的敬畏交感中领悟的常识即共同的内在经验。植于身、根于家、源于天的内在经验构成基层与上层的朝野共识，构成中国人共同的信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价值和信仰层面彰显出根处的平等。

君王作为这方水土这个民族的一份子，生下来就带着与敬畏天地的基因，谁都不敢说自己就是天，最多是天子即天之子。君王的任务通过修道而“以德配天”“奉天承运”。在中国人心目中“道统”是高于一切的，是国家治理“政统”的根据和根本，道统能够体现在政统中，但政统不等于道统。政统合于道统，才能获得人心和天意授予的合法性，否则就应该被替代被革除，所谓“替天行道”。贤明的君王以隆重的仪式祭祀天地，不光为了表达感恩和敬畏，也是表明自己作为天地父母之子的位置。虽然有些君王试图僭越，但人心如明镜是不认不削和不齿的。道统文明会在实践过程中出现各种偏差失误，但是中华民族从未丧失自己的天道信仰，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的根据不在强权在民心，而民心的归宿在天道。道是共同的福祉，谁以私利为目的，便是无道，最终因“天人共愤”而遭到唾弃。

唯利是图与惟道是从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由此创造不同的文明形态。以“唯利”之心度“惟道”之腹，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天下观，也很难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宇宙生命共同体的共同理想。然而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对话与沟通，回归与转化。

回归，需要回归中道。惟道是从的“道”是多元与一体共存、德治与法治并举、个体利益与整体福祉共生之道即中道。中道，是中华道统的本质。看上去相反的两极本来彼此依存，不能偏颇，更不能割裂。只说一统不讲多元，势必进入专制主义的巢穴，而只讲多元不顾一统，则又落入分裂主义的陷阱，多元和一体各执一端，会将这个民族推入无休止的精神内战和思想撕裂，会让这个世界进入各种冷战和热战而不能自拔。  

转化，需要与时偕行，而这本身亦是中道的精神。考虑到大一统这个概念容易被误解、且在历史中确实出现诸多偏狭，用“共同体”一词也许更能表达这个时代人类共同的内在经验；差异互补共生、尊重沟通包容、自立互助公益的共同体内涵，亦能够与现代人的精神内需共鸣。中华文明是共同体文明，中国思维是共同体思维，这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奥秘，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保存的母乳。这些古老的智慧应该是时间上通史的、空间上通识的、话语上通俗的，并且作为今天的宇宙观、方法论和路线图，是能在现实中通用的，以解决现实问题的。

为了共同的福祉而明辨方向，为了共同的命运而携手共生，这正是比较秦汉和罗马的现实意义。（廖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