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上海成立。1949年1月，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和其他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摘发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黄琪翔出席新政协、投身祖国建设的故事，向那些为中国走向复兴而抛弃个人私利的老一代政治家们表达敬意。

“只求有利于国家人民”

1948年12月28日，黄琪翔出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此时的他已对蒋介石政权彻底绝望。

1949年4月23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三野战军一部攻占了南京总统府。

黄琪翔此时身在香港，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显示出衷心的拥护和强烈的向往。他认为，共产党执政后，“中国从此可以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统治，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了。我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兴国家的政治面貌，当然不可能有具体的、正确的预见，但在报纸上接触到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则十分欣赏，认为十分正确，认为按照这个方针做下去，中国便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繁荣的国家了。假如说，我当时对共产党有信仰、有信心的话，也就是止于这一点。”（黄琪翔《我的自述》）他公开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个人出处，前天如是，今天亦如是，在国家人民的需要上，个人是从不考虑其他，只求有利于国家人民，随时准备工作。”（1949年1月5日香港《大公报》）

这时候，有许多人都在关注黄琪翔。黄琪翔返回上海后，他的“第三党”战友连瑞琦说：“我把这个消息向吴克坚（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汇报。我们中一位同志劝黄（琪翔）不要做蒋介石的宣传员，希望他到解放区去，并说服了他的家属，他们都同意去。”“我们建议黄（琪翔）乘此经台湾去香港，到港后与温康兰联系，转往解放区。他在香港等了一个时期，借机策反广东军队起义。黄琪翔是在北平解放后才去解放区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沪滨掠影》，连瑞琦《动员黄琪翔去解放区》）

在香港，黄琪翔遇到众多亲朋故旧，大家都焦虑不堪，纷纷寻找出路。

黄琪翔没有犹豫，他决定回到内地，与共产党人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许多熟悉黄琪翔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惊诧，因为在黄琪翔的历史中，他一向都同情共产党，与共产党中的许多领导人保持着亲密友谊，比如周恩来、叶剑英、贺龙、周士第等人。

一些香港媒体对于黄琪翔的政治态度，作出了想当然的误判：“当他从南京初到香港时，确曾一度极为活跃而敏感的人士，亦均认为他这次来港或为南京方面派来与李济深打交道的‘和平人士’之一，借以试探李（济深）、蔡（廷锴）方面的条件。以他过去与李济深、蔡廷锴等的关系，这种推测与揣想也不无道理。惟一经其与李接触之后，方知对方已远非当年‘福建人民政府’时代的人物了。故今年入春以来，他便一反常态突然变得非常沉默起来，就是偶尔遇见新老记者时，也顶多‘哈啰’一声，或者‘你好呀’的招呼一句。此外便什么话也不愿谈了，样子显得很颓废，尤其自从李济深悄然北上以后，这对于他，好像更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刺激！”（1949年版《反动派在港近况》之《意兴阑珊的黄琪翔》）这些记者误以为黄琪翔于1949年底来香港，是肩负着南京李宗仁政府的使命，来笼络李济深、蔡廷锴的。

这显然是一种假象。外人不知的是，此时黄琪翔在香港与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接触已非常频繁。

与共产党人秘密交往的同时，黄琪翔也时刻不忘邓演达和自己一手缔造起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北平和平解放之际，身在北平的民主党派都没有经费来源。北平市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当时叫中国农工民主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后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方荣欣回忆说：“就在这困难时刻，季方同志有一天交给我一张四百元的汇票，说是香港的朋友寄来的。不久季方同志又悄悄对我说：‘给你的那张汇票，是黄先生（琪翔）从香港寄来的。’我听了随之联想到历历往事。琪翔同志，他对待我们党组织，堪称是苦心孤诣，关怀备至。他是一位深受我党同志们敬爱的领导人。”（《黄琪翔传》）

黄琪翔雪中送炭汇来的这笔巨款，被用于这个组织的经费，当时驻会委员每人每月4万元（相当于人民币4元），工作人员每人每月2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元），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费用。这笔钱支撑了这个组织的运转，直到建国后，民主党派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为止。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

“让人民少吃一点苦”

1949年8月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黄琪翔化装成一位病人，登上一艘英国太古公司名叫“岳阳号”的客轮，驶离香港，前往天津的塘沽港。

与黄琪翔同行的还有著名旅美侨领、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一行人从塘沽港下船后，即刻由中共天津交际处的工作人员护送至北平。9月初，他们入住北平六国饭店。

黄琪翔回忆说：“我到香港后，很快就和那边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取得了连（联）络。我向他们表示，我愿意立刻到解放区去。后来他们接到指示，答复我，希望我在南方做些策反工作，因此未（成）行。此时农工民主党在香港的组织活

动在继续进行，我对它的工作表示支持。我对于当时在报（纸）上接触到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也初步有所了解。1949年8月，香港中共负责人通知我，已为我准备好船位，要我到北京来，我抱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接受了通知，来到北京。9月间，我光荣地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琪翔《我的自述》）

中共方面希望黄琪翔上将“在南方做些策反工作”，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请他对昔日老同学和老战友张发奎、薛岳、余汉谋、李汉魂等施加影响，争取他们参加起义投诚。

1948年5月，余汉谋临危受命升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到了1949年5月，陆军总司令由张发奎接任；薛岳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此前在欧美考察，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职位后，他应召回国任上将参军长。3月，李汉魂出任内政部长。

黄琪翔与这些军界老同学们保持秘密联系。进行策反，他是怎样劝说这些将领们的呢？黄琪翔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访问时说：“将领们也很彷徨，他们找不到他们的道路。我告诉一些上层人物说：跑不是办法，你跑得了你的孙子也跑不了。若果你们认为打下去是对人民有利的，你就应出全力在战场上决个胜负；若果战争对人民是没有好处的，就自己吃点亏，请不要再打，让人民少吃一点苦。”（注解：1949年1月7日香港《大公报》。）他也不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接触，称“偶然碰碰头是有的。”结果，这4位老同学都拒绝向共产党投诚，黄琪翔所作的策反工作宣告失败。

不过，黄琪翔的另一位老同学吴奇伟中将，时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是薛岳的老部下。1949年5月，吴奇伟在广东东江地区率部起义，导致广东省的政局大乱。吴奇伟通电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并宣布投奔中共时，毛泽东、朱德复电，对吴奇伟等人的投奔，表示“极其欣慰”与“欢迎”。据后来和吴奇伟等同举义旗的魏鉴贤先生回忆说：他们的行动，“就是与黄（琪翔）的教导有密切关系的。”（完颜绍元《暮境坎坷的黄琪翔》）

1949年7月，国民党第十二兵团总司令胡琏采取“纵深防御、移动防御”的原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他们分兵两路南下，成功摆脱了解放军南下围歼的企图，于7月14日从江西进入广东兴宁，然后进入梅县。就在胡琏兵团撤出梅县时，他们已经知道黄琪翔在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并“叛变”投共，于是一把火把黄琪翔家“仪园”烧了，只留下了残壁断墙。

1949年9月初，也就是黄琪翔的“仪园”被烧不久，黄琪翔来到北平城，被共产党安排住进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黄琪翔所住的房号是133号。

1949年9月21日下午六时，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报告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参加这一会议的代表人数为662人，黄琪翔为特邀代表。

黄琪翔所在的政协小组共有9人，另外的8人是李明灏、张元济、张难先、李书城、胡子昂、宁武、张醁村和周怀孝，他们全都住在六国饭店。年龄最大者是张元济，此年已经82岁，最小的则是黄琪翔，才50岁，所以一旦大家有事要商量，均到黄琪翔住的133号房间来碰头。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月”

黄琪翔在大会进行到第6天发表了讲话。

黄琪翔说：“首先要声明的：我是站在个人立场说话。这次人民政协所提出的三大建国方案，虽然是到现在才完成它的法律手续，可是，它的雏形早就在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以及历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告中可以看见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没

有白费，三大文件，完全反映出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成果。他们是值得赞美的，值得感谢的。20多年来，我在政治圈里摸索着，我有时鼓舞，也有时彷徨；革命的发展，是那样的错综复杂，要看得清楚，把握得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现在，我深深相信：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中国是确定地走上了光明伟大的前程了。”他接着说：“也许有人怀疑：方案虽然是好，谁能保证它不会变成空头支票呢？我的答复是：不要人民支持的政权，是可以随便开空头支票的，但结果必定被人民所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共产党是靠人民支持长大起来的党，它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直接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支票是不可能不兑现的。”（1949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册》）

黄琪翔在发言中，重点谈到了国际形势，谈到了新中国在美、苏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他说：“更有人说‘对外关系为什么要一边倒呢？我们站在苏美中间，利用它们，调解它们，做一座桥梁不很好吗？’各位代表先生，我也曾经这样想过。我前年到欧洲去，就是想实际观察战后苏美两大强国的政策，到底有无协调的可能，欧洲各国的实情又是怎么样？我希望从欧洲问题上去了解世界问题，同时也就帮助了我了解中国革命问题。到柏林后，我看得很清楚，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向战后的欧洲横冲直撞，但是它让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挡住了。虽然盛气凌人的美帝内心焦虑，以致老羞成怒，叫嚣战争，但它没有把苏联嚇倒。苏联坚定地把握住和平政策，不侵犯，也不退让。西欧各国战后贫困不堪，希望美帝的救济是迫切的。但是美帝的所谓马歇尔救济计划，实际上等于一面输血，一面抽血。除了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外，大多数西欧国家人民是洞烛美帝的奸谋而力加反对的。对于德国问题，美帝国主义者是丝毫没有解决的诚意的。它的大欲，是想把西德变成经济和军事的堡垒，以便进攻苏联。现在我明白了：只要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它是不会和苏联及任何其他人民国家合作的。这样，我们还能调解他们吗？再拿它对中国的政策来说吧，为什么它一定要援助国民党反对派呢？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根本上和帝国主义利益尤其是和美帝国主义利益不相容。我们还能利用它吗？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者的财富是从内内外外剥削得来的，如果说，它愿意帮助中国人民解放运动，那便是等于它自动放弃侵略和剥削的对象，它们会那样愚蠢吗？今天美帝和苏联，一个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决不能对它们作等量齐观之想，我们要反对敌人的一边，就应该倒在朋友的一边，这是很合理的，值不得大惊小怪的。”

他还说：“美帝鼓励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政策，我们也不怕它。一百年前帝国主义者就曾经用大炮打破我们的国门，夺取市场，要求通商，来达成它侵略和剥削的目的。现在，眼看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不能继续剥削下去了，便要求封锁我们，这种无耻而又矛盾的行为，充分表现出帝国主义政策的破产，受害的将不是我们而是美帝国主义自己。让它们封锁吧，我们惯于刻苦的中国人民，正好利用这机会自己创造起来，建设起来。”

他还说：“各位代表，去年此时，我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驻德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济南解放以后，蒋介石的所谓‘必胜信念’是动摇了，于是他调我回国，希望我提供情报，证实他的幻想———就是说，第三次大战即将爆发。我的报告是使他失望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集团说不尽的百孔千疮，你疑我诈；而苏联所领导的和平堡垒，又是那样的坚强稳固，无懈可击；加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劳动人民都一致地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第三次大战是不会到来的。”

“最后，我请求各位代表注意，1949年的9月，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有两件大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件大事，苏联公开宣布有了原子武器又是一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都是直接和今后世界命运攸关的。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郑重地宣告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和苏联永远站在一起。我们要反对战争，我们也有力量反对战争。我们要保卫和平，我们也有力量保卫和平。”

黄琪翔的这个讲话，从发表距今已经接近70年，世界万事，白驹过隙，可是他表达的思想和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依旧值得我们仔细回味。

1949年9月，黄琪翔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变卖所有财产，不留一根草！速来京”

9月28日是休会日，眼见会议快要结束，黄琪翔所在小组的代表们相互间产生了感情，于是大家提议去王府井大街的同生照相店摄影留念。团体照一张，个人照一张。黄琪翔又对张元济提出，他们俩是该小组的一老一少，应该另外再单独合影照一张，以资留念。

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这就是黄琪翔所赞美的“三大建国方案”。

10月1日下午，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后，毛泽东按动了电钮开关，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放28响。下午4点，阅兵式正式开始……

这一天，黄琪翔感到无比的兴奋，尤其是登上了天安门的感受，激动之情犹如翻江倒海。

这天晚上，黄琪翔将军给远在香港的妻子郭秀仪发去了一封电报：“秀仪，变卖所有财产，不留一根草！速来京。琪翔。”（《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

（选自《黄琪翔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