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名叫方大曾，他一身戎装，目光坚定，英姿勃发。他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他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振奋了民族精神，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现身在燃烧的卢沟桥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这段对祖国大好河山饱含深情的描述和预言式的文字，出自方大曾的《卢沟桥抗战记》，他写这篇报道的时间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那时方大曾还不满25岁，是什么让他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

方大曾始终关注着卢沟桥一带的局势，1936年10月20日，方大曾即从永定门出发，步行20华里到达丰台，仔细观察日本军营和日军的动向。他走到卢沟桥，与守桥的中国军人交谈，谈到日军的所谓“秋操”。他推想，日军这次以“秋操”为名的演习，如果真要延展过永定河而到长辛店，“则恐怕又会发生第二个‘九一八’丰台事件吧？这且看事实的演变了”。

1937年7月初，日军在卢沟桥附近频频演习。7月7日晚，日军以一名军人失踪为借口，要进宛平城搜查，理所当然遭到拒绝，日军便开始炮击并进攻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

得知这一消息，方大曾决定前往卢沟桥。7月10日清晨，他带好照相机和胶卷，赴卢沟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据方大曾的朋友、时为上海《新闻报》记者的陆诒回忆，方大曾“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虽然几十年过去，从他留下的亲历描述中，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仿佛战争就发生在眼前”。

方大曾在战地笔记中写道：“战争既停，记者骑自行车前往卢沟桥视察……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这里正是战场地带，伤亡的兵士想必都已由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流露在腹外……城东门紧闭着，西门开了一半，我随一位姓于的警官各处拍照并了解战况。时已正午，忽然听到两个消息，第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第二是日军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攻。”

从宛平采访后，方大曾登卢沟桥西行，在此他拍下了身背大刀和步枪守卫在卢沟桥头的中国军人的影像，再前往长辛店，他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到达这里的新闻记者，引起格外关注。方大曾采访了吉星文团长、在守卫宛平城时负伤的金振中营长等。在返回北平城时，卢沟桥边又响起隆隆的炮声，战火重燃，方大曾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正行走间，一名士兵从他侧面50米左右的高粱地里跑出来，卧倒在地，用枪瞄准他，喝令：“站住！”方大曾停下脚步，告诉那位士兵他的来历和去向，士兵让他远远地走过去，并一直用枪瞄着他，直到不见了踪影。

回到家中，方大曾写出7000字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7月23日将文章和照片寄出，在8月1日出版的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上发表，向读者详述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亲眼所见的场景，以及他对事件的认识和分析。后被中外媒体广泛采用，成为世界详细了解中国全面抗战发端的第一手消息。

在文章最后，方大曾分析：“假若忠勇抗战的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了，而这样大量的日军被容许长驻在华北，那么华北不是就等于伪满和冀东一样了吗？”

《卢沟桥抗战记》以及方大曾陆续发表的《我们为自己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城》《卫国捐躯》《民众慰劳》等专题摄影报道相继被国内外各大报刊刊发，影响甚广。因此，方大曾被公认为是中国全面抗战“第一照”的作者和“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

方大曾的图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载于《良友杂志》一九三七年七月号

消失在战火硝烟中

“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这是方大曾在《兴和之行》一文中的判断，他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随时准备履行一位记者的职责。

1936年六七月间，方大曾受聘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生活日报》特约记者，沿平绥线西行实地探访，将一路所见所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他在昏暗的小客栈里，和青年农民同睡在一条土炕上。一路上，看到大片良田上盛开着罂粟花，吸食鸦片的人三五成群，令人触目惊心，他写下《绥远的鸦片问题》等多篇旅行通讯。在平绥线上的旅行中，方大曾体察到统治阶级的腐败、底层劳动者深重的苦难，感受到民族的危机，察觉到日本对中国西北的觊觎和威胁，“日本要伸展他的势力于陕甘宁青以至于中国的极西部———新疆，我们可以直觉的看到这是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以并吞整个华北和西北”。

方大曾的预见不久即成为现实。1936年11月，在日本关东军策动下的伪李守信、蒙古德王及王英的“大汉义军”向绥远兴和、红格尔图等地发起进攻，傅作义率领的晋绥军奋起抵抗，绥远抗战爆发，经过红格尔图、百灵庙和锡拉木伦庙三次战役，晋绥军大获全胜。战争一开始，方大曾就以中外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再赴绥远，到前线上去把战争真相告知公众。在43天的行程中，全面报道了绥远抗战，拍摄照片数百张，写出《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战地通讯。

在绥远，方大曾与范长江等人相遇，他应邀到《大公报》驻绥办事处做客，并一同采访。方大曾登上东山坡拍摄红格尔图全景。他看到穷苦百姓正在剥匪尸的衣服，方大曾拍下了这骇人的一幕，并且在《绥东前线视察记》中写道：“有些完整的尸体，穷困的老百姓们，还正在剥他们身上的军衣，等衣服剥完了之后，就立刻跑来几只狗，它们又发现了新的美餐。战争是这样的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地在制造战争。”

1937年新年刚过，方大曾和范长江一行去了隆盛庄、丰镇、兴和等地，写下了《集宁见闻记》《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等报道。在一望无际的苍莽高原，方大曾感慨“大好河山之格外壮丽”。为了解更多绥远的形势，方大曾决心越过大青山，经乌兰花、百灵庙等处，横穿“后草地”地带，这些地方大部分是蒙汉杂处，同时又是王英伪匪曾经攻陷和蹂躏过的地方，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新闻记者到那地方去过，他告别了范长江一行，开始了“很值得去冒一次辛苦的旅行”。对于这次告别，范长江写道：“他（方大曾）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次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当夜我们已转上南去大同的火车，我们才不见了他硕大美丽的踪影。”

这是一次艰难的旅行，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凛冽的寒风直透骨髓，连陪同方大曾的士兵都难以忍受了。他以坚强的毅力到达陶林、四子王旗、百灵庙等地，不仅采访军人，还对绥远战后这一带社会状况、人文景观、民众生活及其社会习俗进行了全面了解，拍摄了大量照片。1937年1月17日，方大曾回到北平，冲洗、整理照片，陆续在中外新闻社和《世界知识》等杂志上发表。将见闻写在通讯《从集宁到陶林》中。

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现场采访后在北平寄出《卢沟桥抗战记》及向杂志社投稿的照片，即离家再次前往卢沟桥采访。由于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平津一带大规模战事一触即发。1937年7月28日清晨，方大曾在保定与范长江、陆诒、宋致泉相遇，他们从保定出发北上长辛店。在前线，方大曾采写了报道《保定以北》。

29日清晨，方大曾和宋致泉准备从门头沟回北平城，没走多远，听说门头沟到北平城的交通已中断，只得返回长辛店。范长江《忆小方》一文描述：平津陷落后，我回到了上海，后来我接到他从北方来信说：“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现在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个岗位。”在范长江的举荐下，方大曾便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在平汉路沿线报道抗日前线的战况，成为抗战初期活跃于华北前线的战地记者。此后，保定成为方大曾采访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他由此北上长辛店，南下冀南采访。8月初，南口抗战打响，方大曾前往南口前线采访，写下战地通讯《血战居庸关》，报道了战役的形势、战斗的残酷和激烈、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

方大曾奔走于长辛店、保定、南口、居庸关、太原、大同等地，多次前往交战前线，拍摄战场前沿的照片，采写战地报道，陆续发表战地通讯《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从娘子关出雁门关》《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等。

方大曾的战地通讯，有对战场的真实记述，有对人物的描述，也有对战争形势的冷静分析。他认为抗日战争“是一个全民的抗战，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民族解放斗争，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并且必须组织在抗战行动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着最后的胜利。”

1937年9月18日，方大曾在保定写完战地通讯《平汉北段的变化》，从蠡县寄出，发表在9月30日《大公报》上。从此“这位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的青年方大曾”便了无音讯。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大曾渐渐不为人所知。

方大曾拍摄的战后惨象

从历史深处走来

“寻找方大曾的过程，是作为一名新闻人的我，职业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让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记录者是严谨和真实，不是炫技和讨好，用实心、动实情、写实迹，才能见实效。”这是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冯雪松在《新闻人永远在路上》一文中发出的感慨。

方大曾，又名方德曾，笔名小方，祖籍江苏无锡，其曾祖时迁居北京，住在北京协和胡同。方大曾出生于1912年7月13日。少年方大曾聪颖好学、热情洋溢，中学时期，他用母亲给的7块银元买了一架照相机，由此走上摄影之路。

20世纪初，虽然摄影已在社会上层得到普及，但是照相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陌生的舶来品，早期的摄影家主要把摄影作为娱乐消遣的业余爱好。但方大曾却身背照相机行走于北京内外的大街小巷、乡村田野、集市商埠，镜头对准社会底层。在他留下的影相中，没有风花雪月的内容，有的是蜿蜒的长城、做生意的小贩、蜷缩在墙根的缝穷者、身着破衣烂衫的码头工人和那些整天扛白面却只能吃黑面的苦力。方大曾已开始用相机和脚步为社会写真，以自己的视角关注于人与生存的环境，认识现实社会。

1929年8月，方大曾发起成立少年影社，并在北平《世界画报》第204期上刊登《爱好摄影的小朋友们注意——少年影社征求社员宣言》，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同年9月，北平第一次公开摄影展览会在中山公园和青年会相继展出，方大曾选送了多幅作品参展，摄影家荫铁阁评价“方德曾之《寒夜》亦具西风，所取色调，尤能增其冷静”。接着其作品《寒夜》《青年会童子团野外庆祝会》《北郊之大钟寺》等，陆续在《世界画报》上发表，方大曾在北方摄影圈名声渐著。

1930年，方大曾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上学期间曾任北平少先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周刊编辑。虽然学的是经济专业，但他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摄影活动中，经常利用假期外出旅行、写稿和照相，参加展览，在报刊上发表摄影作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方大曾带着相机出现在抗日示威、集会、游行队伍里，他加入“反帝大同盟”，编辑《反帝新闻》和北平少先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

方大曾在学校进步教师和同学那里接受了新思想，他关注国家命运，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1932年1月19日，方大曾参加了青年学生抗日集会活动，并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请愿，沿街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还把国民党党部的牌子打了下来。包括方大曾在内的13名青年学生被捕，经抗日团体保释，才被放了出来。

1935年，方大曾在中法大学毕业后，先是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后来又去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不久，中共地下党组建的“中外新闻学社”（全民通讯社前身）在天津成立，方大曾加入了该社，担任摄影记者，他的活动范围和视野更加广阔，不仅局限于平津，还遍及冀、晋、察、绥等地。自此他高大、壮硕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抗战的前沿，直至1937年9月消失在保定一带的战火硝烟中。

方大曾的新闻生涯虽然像彗星一般灿烂闪烁而后消失在夜空，但是他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在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为中国抗战、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新闻记录，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1999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给中央电视台发来传真，希望合作推广一本关于抗战初期战地摄影记者方大曾的书籍。冯雪松发现了这份发给非特定人的传真，偶然的邂逅，开启了冯雪松寻找方大曾之旅。在陈申的帮助下，冯雪松见到了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女士。随后，冯雪松查阅了大量文献和影像资料，努力寻找知情者，沿着方大曾通讯报道中提及的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等地进行寻访，行程数千公里，走访了百余位抗战的亲历者、专家学者和新闻同行。

2000年11月8日，新中国首个记者节，中央电视台播出冯雪松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该片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2006年3月16日，方大曾亲属将方大曾留下的837张珍贵底片，全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使其从一个家庭的情感寄托升华为国家记忆。

2014年11月，冯雪松所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著名新闻史家方汉奇先生阅读后表示：“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前线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纪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2015年5月25日，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缅怀方大曾，学习冯雪松”。

此后，冯雪松陆续编著出版《方大曾：遗落与重拾》《解读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珍藏方大曾：战地记者的光影故事》，推动在保定先后建成方大曾纪念室和方大曾研究中心。发起“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走进国内外20多所知名高校，以讲座、展演、交流会、战地寻访等形式，分享方大曾的传奇经历，重现抗战中一个人的命运和那段国家危亡的历史。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这位中国战地记者，延续国家记忆，传承民族精神。

冯雪松20年的不懈追寻，从历史的碎片中淘沙澄金，使方大曾再现历史星空，也为人们还原了方大曾虽然短暂，但却不平凡的生命轨迹。

（本文作者为方大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