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研究院，任命蔡元培为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傅斯年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简称“史语所”）所长，为史语所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国际影响。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1926年冬，30岁的傅斯年从德国学成归国，应戴季陶、朱家骅、顾孟余邀请，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系主任，后又兼国文系主任。他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延聘顾颉刚、杨振声、吴梅、丁山、罗常培等担任文学院和研究所教授和研究员。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可以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雏形。

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邀请傅斯年襄助院务，并委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负责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三人均为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文科高才生。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山大学成立后，迁址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将史语所分为史料学、文籍考订、民间文艺、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人类民俗学、敦煌学等8个研究小组。

关于办所缘由和目的，傅斯年在1928年度报告书中称：“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关于办所宗旨，集中体现在傅斯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一文中，该文以“所筹备处”名义，发表于1928年10月出版的史语所集刊创刊号上。《旨趣》以近代实证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比较中西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提出三条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创造的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便进步，不能便退步。

由三条标准得出三条宗旨：第一条是继承顾炎武、阎若璩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工具。最后提出学术革新的立场和抱负：“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后来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从创建现代新史学的立场出发，表达了与《旨趣》基本相同的看法，即由他奠定和领导的“史料学派”的理论基础：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为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为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其中心思想即是“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语所考古学领军人物李济认为：“他（傅斯年）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0月在广州成立后，傅斯年便确定了“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研究路径和发展方向，强调搜集整理新材料和采用实证科学新方法的重要性。

1929年春，史语所迁址北平北海静心斋后，傅斯年整合研究力量，成立了三个研究组，第一组历史学，聘陈寅恪任主任；第二组语言学，聘赵元任任主任；第三组考古学，聘李济任主任。其时，北平故宫散出的内阁大库档案已由所里购得；赵元任制定了大规模调查全国方言计划；董作宾已主持完成了河南安阳殷墟的首次发掘。傅斯年便将这三大课题确定为三个组的工作重点，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方面，由陈寅恪、徐中舒负责，抗战前已初步完成分类整理工作，并择要刊布《明清史料》甲、乙、丙各编，每编10册，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引起明清史专家关注。调查各省方言方面，由赵元任、李方桂负责，抗战前已完成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等省方言调查，抗战时又完成了云南、四川等省方言调查，并先后刊布调查报告，受到语言学界重视。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方面，由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负责，抗战前在安阳共进行了15次发掘，获得龟甲、骨骼、器物等原始资料极为丰富，《安阳发掘报告》《殷墟文字》等陆续刊布，引起学术界轰动。此外，第一组的《明实录》校勘整理工作，第三组的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工作，也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日渐危急。1933年4月，史语所暂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兴建办公场所，史语所再迁南京钦天山北极阁。新增第四组人类学，傅斯年聘吴定良任主任，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和人类体质测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不保，史语所被迫迁往长沙，再经桂林迁往昆明。

为了营造相对安静的研究环境，1940年冬，傅斯年将史语所由昆明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定居下来，直到抗战胜利。虽然时局动荡、条件艰苦，李庄的学术气氛还是相当浓郁的，所里历年积累的书籍、拓片、标本、古物、仪器等都想方设法运了过去，因此四个组的研究工作都没有中断。当时傅斯年还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文科研究所不少青年学者亦聚集在李庄，陶孟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梁思成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也入驻李庄。因此，连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李庄，成为大师云集学人景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圣地”。期间，史语所组织了川康古迹考察团和川康民族考察团，进行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工作，所获甚丰。又参与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还出版了《殷历谱》《居延汉简考释》两部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率史语所于1946年秋迁回南京，1948年冬迁往台湾，部分研究人员留在大陆。根据史语所1948年度报告，共有研究人员58人，加上职员共84人，在中央研究院13个研究所中人数排第一。20年中，在傅斯年领导下，史语所发展迅速，是中央研究院名副其实的大所和强所，刊行调查报告、资料汇编、古籍考订、学术专著、文史工具书数十种，编辑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多本，还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报》《人类学集刊》等学术刊物，皆精雕细琢，质量上乘，不少论著成为民国学术史上的精品力作。

“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的挚友罗家伦曾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杜维运在《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中认为：“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

傅斯年和史语所的出色业绩，在中央研究院和海内外学术界有目共睹，这一点在第一届院士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决定建立院士制度，史语所在人文组院士中占了相当大份额，专任研究员任院士有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兼任和通信研究员任院士有胡适、陈垣、汤用彤、冯友兰、顾颉刚、梁思成。人类学家吴定良任生物组院士。

史语所学术地位的奠定，与这些杰出的学术领军人物自然密不可分，而一大批学术新锐的努力亦功不可没。这些学术新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所，一是由傅斯年“拔尖”录用，二是由专家推荐，三是通过考试选优，因此起点较高，素质较好。他们初入所，大多是协助各组学术领军人物完成重大集体项目，经过多年沉潜和积淀，相继推出自己的代表作品，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专家，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在大陆和台港学术界，也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学术领军人物。

多年来，傅斯年对于史语所的筹备创办、宗旨学风、课题规划、人才引进、经费筹措、编辑出版、图书采购、资料保存等诸多事务，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深受全所同仁的敬佩和爱戴。1951年，第二任所长董作宾说：“现在结算一下史语所二十三年的总成绩，可以说有赢余也有外欠。这笔账看去似乎是许多人的，事实上，是应该全记在孟真先生的名下……他成就了多少青年学者？他刊印了多少各方面的论著？原来预定的计划都一一付诸实现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口气也争过来了……有远大的眼光，有周密的计划，有渊博的知识，有奇伟的才具，既然‘能’，又肯‘为’，孟真先生的学问，固然不限于此，但是他的事业却表现于此。”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