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说明：

1936年7月，陶行知在出国的海轮上，从报上看到沈钧儒领头游行的照片，写成了《留别沈钧儒先生》，诗曰：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少年的领头。老头常与少年游，老头没有少年愁。虽是老头，不算老头。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同胞的领头。他为了中国得救，他忘了自己的头。唯一念头，大众出头。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战士的领头。冒着敌人的炮火，要报四十年的冤仇。拼命争取，民族自由。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大众的领头。他为老百姓努力，劳苦功高像老牛。谁害老头，大众报仇。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沈钧儒等的领导下，围绕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个中心任务，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动员，开展了一系列救亡运动。1936年，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同情者更多，成为一支巨大的群众力量，对促进国共两党走向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开创了政治协商的先例，为日后形成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契机。

1935年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会，他们不惜个人得失、毁家纾难，致力于全国团结一致御侮的局面形成，次年11月23日遭到南京政府的拘捕、关押，史称“七君子事件”。

事件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的声援、营救，为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之后，他们高举抗战、民主的大旗，与共产党人精诚合作，与统治当局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邹韬奋、李公朴成为烈士，其他人在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命运如何？他们发起、组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为何会在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49年12月中旬宣布结束了历史使命？

不惧独裁出走香港

1947年11月末，沪上一片萧瑟、森严，银须飘动的沈钧儒让儿子找来一只大口罩，把胡子掩盖起来，剩下的部分塞进大衣领子里，长髯不露，他要秘密出走。此前，朋友劝他剃掉胡子，化装脱离虎口。他不愿意，乐呵呵地说：“如果没了胡子还没能跑脱，岂不是弄巧成拙，成了割须弃袍之类的笑话？”

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创建者之一的沈钧儒早在5年前率领救国会成员加入了民盟，看到民盟遭到摧残，他痛心疾首。经过争论，他同意以张澜的名义发表解散公告。当沈钧儒等人走下张澜寓所客厅，把公告交给等候的记者时，他的学生史良看到老师眼中噙满了泪水。

72岁的沈钧儒决意秘密出走香港。临行前，他约史良到自己的居住地(今愚园路750弄11号)说：“民盟一定要搞下去。这里不让办，就到香港去办。”史良支持老师的主张。“表老(张澜)也是这样想的。你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日脚不好过。你要知道，在蒋介石他们眼皮底下搞斗争，需要勇敢和坚持。好好保护自己。”

沈钧儒从容地离开家，坐上汽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太古码头。黑夜中，他登上美国戈登将军号客轮，4天后他抵达香港。香港市面上多一个“卖字”的老头。

就是这矮小清瘦的老头，以凛然的气势主持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号召盟员站在人民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人携手合作，摧毁南京政府，为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共和国而奋斗。

他的另一位学生沙千里以史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协助沈钧儒起草会议的文件。

这时，沈钧儒昔日的难友章乃器受民主建国会派遣，赴香港筹建港九分会到达香港。这位银行家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成了“宣言专家”，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几乎都由他执笔起草。同时，章乃器创建的港九地产公司生意兴隆，成为联络进步人士的场所，所赚的铜钿有力地支持了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事业，包括向沈钧儒主持的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供部分经费。

响应召唤共创共和

1948年4月末，北方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沈钧儒读到了中共中央颁发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翌日，沈钧儒和李济深接到身处西柏坡的毛泽东的来电，毛泽东谦逊地征询他俩意见：“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并继续用商量的口吻说，“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拟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沈钧儒兴高采烈地来到李济深寓所，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代表聚会，一致响应召开新政协。紧接着联名通电拥护中共中央号召。

5月8日，沈钧儒以个人名义再次表示，召开新政协是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具有建设性的号召。同时，托回沪的朋友带信给史良等民盟同人，得到在沪民盟领导人的拥护。之后，他又和125位在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社会贤达联合发表声明，重申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毛泽东复信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称赞他们热情响应号召的行为，表示极为钦佩。

也许是老人喜欢怀念故人，沈钧儒在香港主持了邹韬奋、李公朴、陶行知等烈士的纪念会，告诉人们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9月13日，香港依然闷热的天气不透一丝凉意，黄昏时分，沈钧儒换成一身短衫，打扮成劳工模样，坐上小舢板，再换乘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北上去东北解放区。他满脸喜气，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权即将取代腐败的旧政权，强大的中国要不了多久就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6天后，沈钧儒到达哈尔滨。他一踏上岸，不顾劳顿，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伫待明教”。

之后，沙千里随着第二批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1949年1月7日章乃器与李济深、马寅初等30余位民主人士抵达大连。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在北平举行，沈钧儒留在北平为新政协的召开操劳，与章乃器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去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北平。

劫难当头数度脱险

在上海的史良，以大律师身份为掩护，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民盟三中全会后，她领导上海执行部，联络盟员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美扶日等一系列抗议活动。1949年春，上海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警备司令汤恩伯签署密令，不择一切手段逮捕史良。此时，史良正犯高血压病，在沪西开纳路150号（今武定西路1359号）家中静养。5月10日傍晚，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打来电话，告诉她晚上军警要动手了。

史良决定转移到霞飞路新康花园（今淮海中路1273弄）朋友的寓所躲避。离家出走数小时后，一群军警和便衣特务乘坐数辆吉普车疾驰而来，把史良的别墅团团围住，对宅中人员轮流用刑，惨号之声，闻于街邻。司机阿宝说出了史良小叔子的住址，小叔子旋即被捕入狱。军警又获悉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姑父母被捕，迫于军警的威逼利诱，姑母无奈说出了史良妹夫的住址。

史良已经得到家人被捕的密报，从容地离开了新康花园，前往南市小东门（今中华路一带）的远房亲戚家中隐蔽。考虑路途比较远，途中危险多，她化装坐上一辆三轮车，车行不久，改乘出租汽车，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口下车。她前脚走进弹子房，随即便从后门出了去，再乘三轮车，到达小东门。

史良的秘书误入已被军警破坏的秘密联络点，被捕后特务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吊在墙上，以皮鞭乱抽。拷打一个多小时后，始终未见她流泪，特务说：“厉害，厉害！不愧为史良秘书。”旋即，她被转押到南市执行处拘留室，等候处置。

一天，住在对面的某区党部的官员来到史良的住处，说是寻找饲养的鸽子。史良警觉地意识到，行踪可能被发现。她赶紧装扮成病人，用围巾包住头捂住脸，雇了一辆汽车转移。军警和便衣们星夜包围了小东门史良藏身处，此时，距离史良出走才10分钟，史良又躲过一劫。一路上，为了避免查身份证的麻烦，司机加快车速，汽车在红绿灯的转换间急速行驶，绕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汇处的一栋公寓大楼前停下，史良住进了4楼一个套间里。

被捕的秘书和亲友，相继被集中关押到南市的执行处拘留室，军警和特务们将他们押上卡车，准备投入黄浦江里淹死。途中卡车损坏，停车修理，解放军先遣部队已打进城里，枪声不绝，执行人员四散逃命，他们才幸免于难。

5月24日夜半11时许，解放军装甲车已冲入霞飞路的交通大学附近，史良知道天快亮了。空气中充满清新。脱离险境的史良兴高采烈地跑到宋庆龄的寓所，两人拥抱在一起，流出激动的眼泪，互道心中的喜悦。

身处北平的沈钧儒，得悉史良已脱险，十分高兴。中共中央向张澜、史良等人发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邀请；沈钧儒发电报也邀请他们联袂北上，主持民盟四中全会。6月18日，沪上夏风小起，50岁的史良神采奕奕地登上北去的列车，一路上欢声笑语。

完成使命续写新篇

1949年3月的一天，王造时由虹口来到距黄浦江与跑马厅之间的杏花楼，出席戏剧家田汉50岁生日宴会。酒宴过后，他披衣走出饭店的大门，站在台阶，让东来的江风吹去酒意。恰巧一位好友也出了门，握住王造时的手轻声问：“你往哪儿走？”王造时沉默了稍倾：“往右有坠入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穿梭般的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吧。”好友会心地笑了。此前，这位著名教授参加了上海学生界、教育界、文化界开展的反美扶日本和反美扶蒋的运动，起草宣言、带头签名；拒绝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来的特使，要他为所谓的和平运动游说。他义正词严地告诉来人：“现在不是和平问题而是革命问题，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投降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王造时也上了汤恩伯的“黑名单”，后查他没有参加民盟，汤恩伯便作了罢。但是，还是有朋友提醒王造时小心，要他隐蔽起来，免遭不测。他躲到了朋友家里，在紧张和高兴中，迎接了上海解放。

6月间，已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副主任的沈钧儒，主持救国会在北平召开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会议，讨论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身处上海的王造时来电，请求缓提救国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王造时曾召开在沪救国会成员会议，力争提名出席新政协。同时，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与衡老（沈钧儒）20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

最终，救国会提出的政协代表名单中没有王造时，他无缘新政协，也意味着无法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但是，这没有影响他撰文称赞新生的人民政权，廉洁、勤苦、奉公守法，称赞它是“中国政治生活史上空前未有的廉洁政府”。

1949年9月21日，夜幕降临，古老皇城北京火树银花，各路英豪鱼贯进入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相聚在一起，互道着心中的喜悦，沈钧儒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全体代表、包含民盟代表在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商量，办理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因此，今天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要，我们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十分重大。”10月1日，他们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典礼。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社会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政治性组织的救国会将何去何从？1949年12月18日，沈钧儒和他的战友们给出了答案，他们在北京召开会议表示，中国人民救国会号召的政治主张已经实现，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没有必要存在。因此，宣布解散。并表示今后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继续努力奋斗。

早已离开救国会的章乃器到会致辞，回顾了救国会辉煌的历史。同时，王造时主持了救国会上海分会的座谈会，宣读了结束宣言。这个诞生在上海的政治团体，历经14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那些曾经的救国会领导人和积极参与者，秉承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踏实肯干作风、敢于发表诤言的风格，为新中国的立法司法、经济金融、文化教育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下大写的人生。

（作者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现代七君子事件研究学者，照片由万联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