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签署5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与《巴黎协定》签订时中国宣布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相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下降60%~65%”调整为“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比从20%调整到25%；森林蓄积增加量由45亿立方米提高到60亿立方米。

这是继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中国又一次宣布更为量化的重磅举措。

“这是中国在碳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基础上的‘自我加码’，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近日，多场关于中国“十四五”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会议密集举行，专家们认为，过去几年间，中国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但大气环境污染压力仍然存在，并面临许多新的形势。“十四五”期间，大气环境治理并不能放松，特别是在碳中和目标下，“十四五”尤为关键。通过努力，这个新的减排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同时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大气污染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

在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举办的2020年度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表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高度协同，应尽快构建新一代大气污染防治科学体系。

回顾近年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郝吉明指出，是以控制空气污染物为主、兼顾气候友好的政策。主要的措施从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控制，过渡到降低PM2.5浓度；控制的措施从单一污染物向多种污染物过渡，由局部污染物质向区域污染控制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二氧化硫为例，经过治理，排放量已从千万吨级降低到了百万吨级，城市二氧化硫浓度超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同时，政策把“治标和治本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作了强调，并特别指出“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要协同减排”。

经过“大气十条”以及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洗礼”，公众明显感受到，我国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污染程度也有很大缓和。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远航介绍，我国正组织相关权威专家对《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进行全面评估，预期可以完成目标任务。

然而，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同时，专家们指出，大气污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次污染物浓度在下降，但二次污染特征日益凸显。在PM2.5污染状况依然严峻的背景下，臭氧超标率已经超过PM2.5。”张远航解释说，这意味着“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已经成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

还未到“松口气”的时候

随着近年来蓝天越来越多，重污染天气越来越少，有一种观点逐步出现——“大气污染控制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松口气，给经济发展‘让让路’了？”

专家们指出，还远未到这个时候。

郝吉明指出，目前我国PM2.5年均浓度限值仅与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渡阶段标准一致且仍有约50%的城市未达到；未来还需要向世卫组织提出的第二过渡阶段、第三过渡阶段，甚至向指导值跨进。

“提升空气质量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健康，目前从健康风险管理的角度，我们距离目标还远，这是未来三四十年都要追求的目标，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所以现在不能松劲。”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

而且，在他看来，将发展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认为一谈环境保护，就阻挡了GDP发展，这已经是过时观念。

邹骥提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有了新的内涵，相关市场潜力、支付能力、支付意愿会越来越大。这将涉及资源重新配置，会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例如，通过能源、制造业、交通基础设施、建筑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会产生广泛的投资与就业的机会。“这些不仅不阻碍经济发展，还会开拓经济发展的新前景、新领域、新渠道，完全是一个新的增长故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透露，与“大气十条”时期（2013年起）相比，“三年蓝天保卫战”时期（2018年起）污染物减排幅度明显收窄。“这是因为涉及到结构调整，污染物减排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贺克斌表示，未来要持续降低PM2.5浓度和遏制臭氧浓度上升，“单单用‘蓝天’目标来拉动，越来越费劲。而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提出，其实是为深度治理大气污染、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以降碳为“牛鼻子”加强各方协同

“碳中和”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它意味着人类活动引起的碳排放经碳汇、碳移除等中和后，能够达到平衡，即“净零排放”。

按照目前的碳减排目标：用不到10年的时间使碳排放达峰，再经过不到30年走到碳中和，专家们指出，这不仅仅是中国气候治理的“两步走”，更指明了未来4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

“十四五”时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突出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正在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以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倒逼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改善。

当然这意味着艰苦的努力。

在近日由能源基金会发起的“中国‘十四五’新增长故事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表示，从体制机制和政策来看，目前与碳减排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还未完善。相比而言，欧洲从1990年前实现碳达峰，到最近提出和实施《欧洲绿色政纲》，是经过30多年时间才形成系统减排的社会共识和完善的政策体系。但留给中国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来进行探索和试错，因此尽快完善碳减排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压力巨大。

不过，他也指出中国有决心、有能力达到新的减排目标。

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主任乔纳森·潘兴也提出：如果要实现碳中和，以城市化发展为例，现在在城市规划时就需要考虑使用低碳或者零碳的技术进行城市建设，否则未来的改造都将异常昂贵。但这样一来，涉及的不仅是产业政策，还有城市化、交通、就业以及金融方面的政策；这些问题不是由单一机构或者单一部门可以完成，必须实现更高层级的跨部委、跨机构管理，难度将更大。

为此，加强各个层面的协同就成为大家的共识。

专家们建议，未来要推动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增长目标的协同，政府各部门在管理职能上的协同；在知识、信息、数据共享上的协同；在技术设计、技术创新乃至市场激励机制上的协同等。

把节能放在能源战略首位

实现碳中和，能源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专家们认为加快能源转型变革对深度融合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至关重要，目前应明确“十四五”能源发展具体思路。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曾参与国家对“十四五”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规划工作，他认为，“十四五”时期“要认真把节能减排放在能源战略的首位”，把节能优先放在第一位，并抑制不合理的能源需求。

周大地发现，目前许多地方把能源竞争市场变成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鼓励用能，鼓励用电，拼命创造用能低价与方便条件。

他指出，工业节能的潜力巨大，“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节能和高质量发展，将能源消费增速明显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