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等多项重点工作。

作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参与者、汽车工业的助推者和守望者、工信部的组建者之一，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对于上述重点工作是怎样看待的？对于这些工作的落实，又有哪些意见建议？结合当前我国经济一系列热点话题，我们对苗圩进行了专访。

数据要素的用与管，都亟须大胆探索

记者：正式采访之前，我们很期待您能先谈谈进入全国政协后最大的感受。

苗圩：我感觉政协学习氛围浓、学习抓得紧，而且和政协委员们打交道，感觉“三人行必有我师”。委员交流还有一个线上群，针对一些发展当中的重大问题，谁有好的观点建议，都可以在上面交流。我也主动讲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同时我发现，汪洋主席很重视政协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对此我很受感动。

举个例子。2020年11月14日，我参加了一场论坛，在互动交流环节有人提问：中国5G建设是否超前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宁可路等车，不能让车等路。结果，来自中国联通的张云勇委员把我的发言发到了委员交流群里。第二天，汪洋主席就回复了，表示赞同我的观点。

前不久，我们围绕数字产权话题在数字读书群里又搞了一个讨论，汪洋主席再次参与其中，鼓励我们大胆探索。第二天。我也做了回复，我说我发现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文件，不仅将数据和资本、技术共同作为重要的要素，还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以来，各地也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研究相关地方立法，尤其是今年7月16日，深圳市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给了数据一个明确的定义，同时对数据的产权也做出了界定，规定公共数据属于国有资产，产权归国家所有。这就是把公共数据和一般的数据区分开了，这样一规定，至少数据作为要素，作为产权，将来要被有偿使用或征税，都有了法律依据。

记者：全国政协刚刚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科技伦理与法律问题”协商议政。科技伦理是个前沿课题，同时也是个分量很重的题目。

苗圩：我也关注到了这些问题，包括人脸识别，现在有些被滥用了。

记者：您是否也参与网购，是否也被大数据精准营销了？

苗圩：我参与网购，也在被精准营销的范畴中。现在有些软件升级让你提供很多信息，不断试探你，可不可以访问你的相册、通讯录等。其实这些与软件升级本身没什么关联，属于过度收集信息。这方面如何规范确实应仔细研究。

科研投入，企业端不能成“短板”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同时提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您认为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苗圩：一是要厘清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科学是发现自然界确凿的事实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揭示自然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为什么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很多的重大发明？因为古代的技术是基于工匠的手艺，中国的能工巧匠多，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到了近代，技术则是基于科学发现基础上的成果应用。近现代我们的自然科学大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自己的科学发现还不多。我们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今后我们一定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投入，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二是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当前，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发挥不够。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支出2.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9%，但是其中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只有1.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分析个中原因，我认为短板没有“短”在政府投入这块，而是差在了企业投入上。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就不可能有高技术的产品，没有高技术产品就没有高附加值，产品同质化造成企业之间只能采取价格竞争，打得你死我活，最后几败俱伤。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个观点必须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分配资源时，建议不要人为划定什么叫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也不能走“奖牌式”的路子，而要走全民普及之路。

据国际机构统计，在2019全球研发投入50强企业中，我国仅有两家上榜，而美国有22家、德国有8家、日本有6家。与此同时，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还很突出，创新资源配置存在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问题。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的创新链条存在“死亡之谷”，创新成果转化率低。

解决好这一问题，一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鼓励企业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对企业创新给予更为全面、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二要改革科技资源分配和成果评价机制，切实做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三要注重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加快扶持政策从选择性、倾斜型向功能性、普惠型转变，更多采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管理方式，“英雄不论出处”，“成败论英雄”。

三是科学界要耐得住寂寞。以前我们研究核武器，有一些人就是试探某条路能不能走通，只要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都能够得科技进步奖。对于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东西，要给科学家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时间，这样才会出科技大家。对甘于寂寞、埋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不断完善稳定支持的工作和生活保障机制，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专心科研。

要当心金融、房地产绊住制造业的脚步

记者：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未来，我们要继续摘取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努力进军，还应注意哪方面问题？

苗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反复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过快，值得大家重视——这一占比在2006年达到峰值32.45%后波动下降，2011年制造业占比还有32.06%，2019年就降至27.2%，8年下降了5.1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连续5年低于很多专家学者所认为的30%的警戒线。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制造业占比下降有其必然性，但制造业占比下降过早过快值得重视。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随着制造业企业全球布局力度加大、产业转移步伐加快，普遍都经历了较长时期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缓慢下降的过程。我国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房地产对资本等形成“虹吸”效应，生产要素“脱实向虚”，对制造业发展形成抑制。

据统计，我国金融、房地产占GDP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4.5%、4.7%增长到2019年的7.8%、7.0%。据银保监会统计，2019年全国商业银行净利润近2万亿元，接近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的1/3。2019年底国内A股上市公司中金融企业净利润1.14万亿元，占全部A股企业净利润的54%，对资金产生巨大虹吸效应。2011-2019年，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由6.09万亿元增加至9.18万亿元，仅增长0.5倍，这一增长率还不到服务业的一半、房地产的1/3。

当然，由于技术创新不够，制造业盈利水平低，人家不愿意往里投，甚至出现制造业企业还拿富余钱去炒房炒股的事。在这个情况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够，所以就出现了以钱生钱、赚快钱、搞表外资产、代客理财等情况，导致制造业“失血”过多，得不到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的理解是，“用来住的房子”是实体经济，盖房子满足刚需，大家买了房子去住，安居乐业，这是实体经济。而“炒的房子”使房地产有了投资品的金融属性，那就是虚拟经济了。房企买地资金、建房资金都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发债等形式筹得，炒房者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解决大部分购房款，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与必需品、消费品、用来住的属性无疑是渐行渐远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也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

中国是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能脱实向虚，要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不仅满足了国内抗疫需求，而且为全球抗疫提供了有力支持，再次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要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和支柱地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产业链供应链终将回归“成本效益”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而关于产业链、供应链，您有哪些建议？

苗圩：目前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主要威胁是中高端领域“断链”。我国制造业中低端领域基本可以实现自给，但在少数中高端领域对外依存度高，特别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受制于人。

相比疫情导致的“断链”问题，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断供”，更是长期威胁。以芯片为例，美国曾先后阻止我国企业并购美国、德国相关芯片企业，阻止我国企业购买先进光刻机。多次发布针对华为的限制打压措施，阻断华为的芯片供给。预计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将会进一步把中高端领域“断供”作为中美博弈的武器，继续扩大高技术出口管制和长臂管辖范围。同时，他们企图“去中国化”使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脱钩”风险。随着疫情全球蔓延，这些国家借机渲染医疗防疫物资等产业过于依赖我国的风险，鼓噪制造企业回流或迁出中国，推动与我国产业链“脱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使我国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产业链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较高素质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也蕴含为我所用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

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和调整，最终将服从“成本效益”原则。企业家会更倾向于在靠近大市场、成本最优、营商环境最好的地方设厂、布局产业链，这种战略选择是理性的，不会为少数政客所左右。除了极少数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由独家供货之外，绝大多数产品都是多家企业供货。如果某家外资企业出现误判，其产品很快会被其他企业产品取代。在中国巨大市场中，其市场份额会得而复失。疫情毕竟是偶发的外部冲击事件，难以扭转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紧密联系的大趋势，也不会根本改变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独特优势。中高端领域不断加大的断供风险，倒逼我国企业放弃幻想，主动打造“产业链备胎”，客观上为加快国产化替代凝聚了共识和力量。

在扩大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我认为亟须处理好几方面关系。

一是处理好产业链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的关系，政策应更多向鼓励使用、激励应用倾斜。国产化替代是一个改变使用惯性的漫长过程，国产产品不可能一步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只有鼓励有关企业敢于应用，才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最终实现国产技术和产品的可用、好用、多用。调研中一些企业提出，过去政府扶持政策更多的是面向供给端，而激励需求端、提升使用积极性的政策相对较少。虽然2015年财政部、工信部已出台国产设备材料首台套首批次的保险费补贴激励政策，但还远远不够，今后在政策设计上希望进一步向鼓励应用倾斜。

二是处理好物和人的关系，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作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人才将是未来我国打破美国封锁的关键要素，也是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的最大瓶颈。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政策制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物轻人”倾向，更多是给资金、给土地、给财税支持，针对人才的政策较少。可喜的是上海、深圳等地都已经出台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

三是处理好单点突破和完整产业链构建之间的关系，将一颗颗“珍珠”穿成“项链”。近年来我国在技术创新突破和产业化方面已实现一些单点突破，部分短板开始逐步补强。今后需要强化系统观念，在政策制定上处理好点状突破和产业链协同构建之间的关系，建设“点-线-面-体”全方位覆盖的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加强应用牵引、整机带动，推动上下游企业之间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深度合作，强化共性技术供给，促进更多实验室产品跨越“死亡峡谷”，转为现实生产力。

记者：目前，部分跨国企业调整了其产业链布局，个别产业链已经从我国转移出去了。对此您怎么看？

苗圩：这是一种客观选择，选择权交给了企业，而不在政府手中。总体的原则应该是“销地产”，也就是在销售市场最大的地方去生产，因为越靠近市场去生产相对的成本至少物流成本运输要低，市场信息也及时能得到反馈。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对于部分产业转移这件事，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反而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产业链中薄弱环节补起来上。

5G“上车”，“车联网”未来可期

记者：5G已进入我们的生活。您曾说，5G应用将集中在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那么在未来，您认为哪些改变将是颠覆性的？

苗圩：5G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升级的重要方向，具备高可靠、低时延和大带宽的特点，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技术、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在5G的所有应用场景中，约20%是toC（面向消费者）市场，80%是toB（面向企业）市场。

在toC市场方面，现在运营商推5G消费、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游戏、高清视频。此外，广电总局、广播电视总台和工信部一起在推动5G+4K/8K高清显示，一些电视台开通了高清频道后，很多家庭直接购买或更换了电视机，直接带动了高清电视机的销售。

在toB市场方面，我看好5G在工业互联网场景的应用。2019年初我在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调研，商飞内部运用了5G网络作为生产协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过去商飞靠人的眼睛去做产品的检测，现在用图像传感器和5G内网传输进行智能识别，机器很快就能看出产品合不合格，人眼看不到的地方它也能看到。除了工业以外，目前在港口、矿山、医疗等多个领域也涌现了一批特色应用，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toB中除了工业互联网之外，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车联网、自动驾驶。网联化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届时，人-车-路-云将更加紧密地链接在一起：一是解放人工驾驶，提升出行体验。通过5G技术帮助车辆实现车路协同、防碰撞、安全精准停车等，真正达到无人驾驶的水平，乘客的四肢及大脑将得到解放，极大提升出行体验；二是提升交通安全与效率，实现节能减排。通过5G技术可以优化整体道路使用情况，缓解交通压力，提升通行效率，减少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三是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通过车联网所提供的车辆安全预警、运行监控、导航、出行向导、应急调度、远程诊断、肇事车辆追踪等一系列便捷服务，有助于提升服务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当然，完全的无人驾驶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安全第一”是我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但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成熟技术将不断地在汽车上得到应用，辅助驾驶功能会逐步实现，这对于减少道路安全事故、节能减排、减少司机误操作被罚款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应该鼓励和支持。

近期，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也明确提出推动新能源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网络建设，加快C-V2X标准制定和技术升级，开展特定场景、区域及道路的示范应用。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用15年时间，能否实现由新能源汽车大国变为汽车强国？

苗圩：对此我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