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企业职工的抚养比为2.6∶1，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直接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总量增收下降，这将对下一步基金投资运营工作带来挑战，需要有关方面群策群力、统筹谋划加以应对。”财政部社保司司长符金陵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发布式上，发表了这一观点。

据人民政协报记者观察，活动上，与会嘉宾都在迫切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十四五”期间，百姓养老的钱该如何越变越多？

1. 大力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为啥被点名？

“十三五”时期，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

成绩背后是现实的迫切需求。据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观察，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可能会加速到来。据测算，“十四五”期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0%，总量突破3亿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说得这么具体，还是头一回。”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这样说。

从2011年起至今，郑秉文带领团队连续10年对外发布《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今年，郑秉文希望阐述的一个观点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与发展多支柱养老金构成体系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据介绍，我国养老金构成体系大致分为三个层次，通常称为“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国家帮咱养老，抓手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兜底的公共养老金。第二支柱是老板帮咱养老，抓手是单位帮我们缴纳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第三支柱是自己为老年生活做安排。换句话说，用今天的钱投资养老生活，政府给予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加。

现状是，第一支柱“一家独大”，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第一支柱也面临着替代率不断下降的压力；第二支柱决定权在企业手中，能否真正成为支柱，取决于企业效益。

多方判断认为，第二、三支柱未来将成为提升中国百姓老年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

“养老金制度的作用，包含着烫平终生财富收入、再分配、反老年贫困。从需求端来看，它是一个民生制度。从资本市场来看，它则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个资本来源、一种生产要素。中国资本市场缺乏长期资本。从社会融资结构存量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长期为3∶7；从增量看，90%以上为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只占个位数。”郑秉文表示，中央多年来一直提出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因为没有长期资金，就没有真正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企业杠杆率就会过大。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三去”首先要去的就是杠杆，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将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后劲看，郑秉文认为，“十四五”末，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高收入国家，除为数不多几个专属资源出口型国家外，几乎均为创新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要求有长期股权基金支撑。而今，关注中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但长期资金仍然缺位。

因此，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亟须养老金作为长期资金进行“补给”。“我们是GDP大国，但不是养老金大国；我们是资本市场大国，但不是资本市场强国。我们要做资本市场强国，离不开养老金。”郑秉文直接给出了结论。

2. 养老金为啥非要牵手资本市场？

从政策角度说，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距离已被极大缩短了。

2019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要加强养老财富储备，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长期的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从今年初新三板的综合改革渐次实施，到首次新三板精选层企业挂牌，再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不断地开创新格局。

“国民经济在逆势下的稳健表现为养老基金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养老基金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市场主体代表，长江养老保险董事长苏罡已经看到了机会。

围绕养老金体制与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也特别谈了3个观点。

第一，养老金体制对资本市场有着明显的依存关系。

经济增长首先需要有足够投资，这样才能满足人口结构的变化，为未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使未来养老金有周旋空间。而且，长期投资回报能够明显地减少当期预筹养老金的成本。

第二，资本市场有赖于养老金的参与。养老金是最大的储蓄资金来源。对储蓄资金配置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要想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机构投资者。

第三，资本市场对于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促进公司治理的改进，这又必须要依靠机构投资者。这里，养老金的作用被寄予厚望。

针对有人提出现收现付制可以作为长期选择、养老金制度跟资本市场没有什么必要联系的说法，周小川提出，国际经验研究已清晰指出，必须考虑三支柱形式，同时要更多地从福利机制转向为供款机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务的可持续性。“对此我想强调，必须考虑社会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应不仅能够预筹资金，为养老金供款的机制，同时它更是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机制，使企业更好地发挥劳动者作用，激励劳动者获得好的效率和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周小川这样说。

3. 养老保险与资本市场要走协同之路

在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戴相龙看来，中国有能力保持养老金收支长期、持续平衡。我国三个支柱养老保险存在收支缺口和隐性债务，但我国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2000年成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候养老金收支的调剂和补充，所以它的性质决定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就是养老储备基金。它是我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力量、基石，一定要把它筑牢。”为此，戴相龙有几个务实建议：第一，要依法坚持国有资本划拨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要增加中央财政的投入；第三，可以拿出一定比例土地出让金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第四，可以将行政、司法罚款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第五，可以考虑拿出一定比例的中央财政收入存款资金委托养老基金投资。

符金陵也提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和资本市场的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需要在坚持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协同推进。为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投资运营的道路，促进基金的保值增值，同时也要支持数以万亿计的养老保险和年金资金作为稳定的资金，在确保安全、规范的前提下成为资本市场稳定持续繁荣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