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5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吃火锅，请他们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献计献策。

此事后来被称为“五老吃火锅”，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细节。本文所介绍的，就是五老之一的胡子昂的人生选择。

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爱国者的人生轨迹。

1982年，邓小平接见胡子昂（中）、胡愈之（右）。

名震大西南

1919年春天，22岁的胡子昂离开故乡重庆，到北京求学。他那时受“以农立国”的思想影响，报考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前身）。

当他潜心攻读一本本大部头时，古都的人们已在认真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随着各种时髦的名词、外来思潮、新体诗、白话文等等的流行，有些人梦想着“真龙天子”出世，有些人寄希望于改选大总统，有些人向往着欧美式的社会制度，也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行动起来。

求学4年回到重庆，老爷子（爸爸）问他：“子昂，你现在的功名相当于前清的举人了，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何打算？”

“我要当个教书先生。”胡子昂答道，“民众缺了文化不行，到处都是睁眼瞎。”

“你不想混个更好的前程吗？”老爷子有点失望。

胡子昂说：“我在北京受了启发，今日之中国欲自立自重，非得请来‘德先生’‘赛先生’不可。”

老爷子不解地叹口气：“闹不清你们这些年轻人转的啥念头。我要对你说的只有一句话：要争气，别给我们老胡家丢脸。”

胡子昂在紧靠重庆的巴县当了中学教员，主讲农学，兼授国文。他讲课绘声绘色，学生爱听。他注重示范，喜欢从“植物自述”的角度来说明问题，尽量让学生参与育种的过程，或者干脆就在水田边上课。不数年，胡子昂先后被晋升为中学校长、视学、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

1926年，当局任命他为川康边务处处长。

当时，西康地区尚停滞在农奴制时代，其生产以畜牧为主，农产、药材、矿产次之，工业极不发达。输出商品以牛、羊皮及羊毛为大宗，牛皮大部分就地用于包装或制绳索，小部分以酥油揉制成革，供少数民族制靴用。胡子昂尽心尽力，在销售中药材、开发金矿方面作出过努力。

他奔走于偏僻山乡，有人多次在泸定、道孚、德格、昌都等地见过他。

他在川康边务处一干就是6年，直到1933年才调到西南农学院任总务长兼技师。他晒黑了，眼角出现了皱纹。付出了多少辛劳，只有他自己知道。

1935年初，胡子昂辞职返回重庆，决心与志同道合者兴办实业。他说服老爷子变卖了乡下的田产，与本地人胡仲实、胡叔潜、宁芷村、刘航琛、潘昌猷等人携手，发起创办华西兴业公司，出任副总经理。经过市场调查，他从内地薄弱的机器制造业起步，与上海实业家胡厥文拉上了关系，引进先进母机和技术，试制磨面机、电动机和其他小机器，打出了华兴机器厂的招牌。

创业时期的胡子昂非常勤奋，每天都有不少时间东奔西跑，接洽业务，招徕客户。要是不出门，他就在办公室草拟文件、口授电文，几个秘书忙得团团转。夜里，他说不定还要带点报表回去看，并打电话询问夜班生产的情况。

不到一年，他就奠定了华兴机器厂的根基。到1936年，该厂成为重庆最大的机器厂，年富力强的胡子昂被推选为华西兴业公司总经理。

在四川水泥厂筹建之初，胡子昂认定它有前途，力主购买该厂股份。事后证明他颇有眼力，因为不久抗战爆发，水泥价格狂涨。截至抗战前夕，华西兴业公司已发展成为以工矿业为主，包括金融和贸易在内的企业集团，名震大西南。

他有种种计划在酝酿，有种种打算要实施，但正在这时候，抗战爆发了。

那一年，他刚满40岁。

第一次见周恩来

1938年春季，胡子昂数次飞往武汉，与有关部门打交道。大敌当前，爱国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希望为抗日尽点力量，探寻一条救国之道。这次来武汉，经《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介绍，胡子昂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那天胡子昂到得早，一进八路军办事处，他就好奇地打量着简朴而整洁的会客室。他从未与共产党打过交道，在他的头脑里，只有关于“红胡子”的种种可怕传说。

没过一会儿，有个人疾步走进会客室，目光炯然有神，面带微笑，操着一口夹有江浙腔的官话问道：“是重庆来的胡子昂先生吗？”

胡子昂连忙站起来答道：“正是鄙人，您是……”

“我是周恩来。”来者自我介绍道，“对不起，我在楼上开会来迟了。”

起初，周恩来只限于提问，谦和地征询胡子昂对时局的看法，可是不久就能听出，他对大后方的情形早就有详尽的了解。周恩来从民生公司谈到保卫大武汉，谈到前线在物资方面的需要。当他问起胡子昂下一步的打算时，看得出他对于工商界人士的动向非常关注。

胡子昂说：“我以为，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国防生产，特别是重工业。在渝同仁有个初步的设想，准备在重庆兴办钢铁厂。”

周恩来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兴办钢铁厂，使大后方的兵工厂可以就近取材。嗯，这主意好极了。让前方将士知道他们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那一定好极了。”

接下去，周恩来讲述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大后方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周恩来说：“持久的抗战，需要雄厚的民族工商业为后盾。”

“特园”的常客

回到重庆，胡子昂与胡仲实、胡叔潜等人一道，发起筹办中国兴业公司，炼钢。为获得贷款，胡子昂等人被迫接受了官方投资，商定中兴公司由官商合办。孔祥熙占了董事长的交椅，翁文灏等人任常务董事，胡子昂任董事兼协理，即副总经理。

武汉失守后，长江航线中断，大后方物资匮乏，要新建一家大型钢铁厂，谈何容易。川东有煤，但缺少铁矿石，綦江铁矿已划归大渡口钢铁厂开采，没有中兴公司的份。涪陵、彭水有铁矿，但经济部把着不放，难以插足。炼钢要焦炭，江北麻柳坪有，但质量不佳。其余的分布在永川、铜梁和北碚，运输线路长。还有基建、运输、电力等问题，都是拦路虎。

胡子昂四处奔走。从前他只管一家机器厂，尚有干不完的事，如今他要筹办大型钢铁厂，他的事更是干不完了。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会客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听候吩咐的职员和应约而来的客商，争抢着每一个空座位，刚从外地返回的采购员自成一统，交头接耳，互报行情。大楼内的各科室，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电话铃声，报道各方面的消息。

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全城经常火光冲天，繁华市井尽成废墟，中兴厂工地也多次中弹。就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胡子昂还要去工地，在防空洞里躲警报时，人们也能听到他的咳嗽声。

正当中兴钢铁厂顺利兴建之际，孔祥熙系统的总经理傅沐波却大搞结党营私，在各部门安插心腹。这帮人只听命于孔祥熙、傅沐波，拒不接受胡子昂的指挥。胡子昂深感处境困难，无奈于1941年初辞职，到成都接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他心里苦闷，常回重庆住，与熟人聊天。

一次，工商界人士在白象街举行座谈会，邀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胡子昂早早赶到那里。

就在这次重庆工商界座谈会上，周恩来揭露了官僚集团在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时收进的是外汇，却以法币跟工商界结算，坑害民族实业家的卑劣作法。这种深入浅出的分析，给与会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胡子昂眼界大开，从此，他常去上清寺的“特园”做客，因为周恩来也常去那里。周恩来发表的多次讲话，像涓涓细流一样，滋润了胡子昂的心田。

1942年川康兴业公司在渝成立，胡子昂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大量吸收民间游资开发川康两省经济资源。随后，他又扩充了华康银行并担任董事长，参与重庆的金融业。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他出任该社主任委员。是年，胡子昂作为股东，参加了中兴钢铁厂的开工典礼。

在一阵阵鞭炮声中，中兴钢铁厂的高炉喷出滚滚浓烟。在大后方的钢、铁生产中，它分别占25％强和10％，与渝鑫钢铁厂一同成为战时中国冶金工业的两大支柱。

1944年3月，傅沐波与其他官股派发生内讧，生产经营屡遭损失，被迫辞职。在民股董事推荐下，被冷落了三载的胡子昂复出，担任中兴钢铁厂总经理。

回厂不久，他就办成了三桩大事：其一，揽到了制造4000只汽油桶及拟建中的重庆两江大桥器材的业务，尽管后来建桥计划未实现，却预领到9695万元的巨额贷款。其二，承接到大宗军工订货，赶制出一批刺刀、军斧以及炸弹、地雷、炮弹、轻机枪的钢铁铸件，支援了抗战。其三，在民用市场以优惠价格出售钢材，为中兴厂广开财源。

胡子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报上时常出现他的名字，在西南实业协会举办的“星五聚餐会”上，他总是被安排在主宾席。

抗战胜利，胡子昂和其他工商业家一样，向往着光明的前景。他把一切都想得很美妙，中国会从此走向和平建国。

“我要投奔共产党”

万万没有想到，前景并不乐观。

因中兴厂是块肥肉，官僚集团内部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趁孔祥熙赴美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之机，宋子文和CC系发起倒孔活动，先后捅出孔系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贪污案、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舞弊案，官司一直打到蒋介石那里。

孔祥熙遭弹劾被免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不再过问公司事务，而官方忙着复员去宁、沪，也无意继续经营这家公司。于是，经济部下令中国兴业公司结束，办理员工遣散。

报上满篇都是危机、失业、破产、争论，都是坏消息，新年前，重庆市场只有一点波动，但很快波动就越来越厉害了。122家大中型企业迁往华东，500多家小工厂倒闭停业，纺织业率先萎缩，失业大军猛增。

中兴公司被迫停工下马，名噪一时的渝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华生电器厂、张瑞生机器厂、华安电工厂等企业，也先后关门歇业。往日繁华的陪都，如今百业凋敝。

他们还给胡子昂留了一个中兴厂保管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说得好听点，不过是一名保管员罢了。痛定思痛，他终于明白，孤立的个人，对重大社会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1946年初，出于装点门面的需要，国民党当局开始搞所谓“民选”的把戏。工商界人士公推胡子昂参加竞选，因为他有才干，有人缘，也有正义感。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他一举当选市参议员。2月上旬竞选议长时，争夺趋于白热化。国民党方面陈立夫、方冶提名党务官员吴人初，工商界及地方实力派提名胡子昂。

竞选那天，市参议会大厅里座无虚席，99名参议员全部到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议长。开票结果，胡子昂以多数票压倒击败吴人初。他现在是重庆市第三届参议会议长，并且是经民选产生的第一任议长。他本想献身工商业，命运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那天，坐在主席台上参会的胡子昂目睹了特务暴徒的倒行逆施。

从那以后，在胡子昂担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从不悬挂国民党党旗。市党部派员质问，得到他的答复是：“参议会是民意机构，不属于党务部门，党旗可挂可不挂。”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某些参议员提出要送挽联，胡子昂说：“只要我一息尚存，那么不论用市参议会或用我个人名义，都不准送什么挽联。”

1946年7月，在重庆各界人士为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胡子昂慷慨陈词，谴责特务的罪恶行径。面对麦克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振臂高呼：“我们要和平救国！”

1948年下半年，刚当选立法委员不久的胡子昂，公开反对轰炸刚解放的济南，引起当局的忌恨。他是民建成员，又与民盟长期来往，有好友透露说，他已上了黑名单，有些可疑的面孔，不时在他住宅周围出现。

他决定离去，地点是香港。那天傍晚，胡子昂回到新民街公馆，匆匆用过晚餐。就在外屋，他的秘书正在检查着钞票和证件。天擦黑，秘书进来催促：“子老，该上路了。”

他穿上大衣，戴上礼帽，轻轻掩上书房门。走过客厅的时候，他留恋地看了一下故居，看了一下几个年岁小的孩子们。接着，他神秘地消失在夜幕里。

半个月后，当国民党当局发现胡子昂去向不明时，他已安抵香港，与老乡“猪鬃大王”古耕虞重逢。“我要投奔共产党。”一见到古耕虞，胡子昂就这样说。古耕虞正在为共产党做生意，向美商出口解放区生产的农副产品。

1948年底的一天，古耕虞告诉胡子昂，他租用的一艘外国货轮近日将开往大连，前去装运解放区外销的猪鬃。胡子昂高兴地说：“老朋友，请你费心在那条船上给我留个铺位，我要去大连。”大连是解放区。

一位历尽沧桑的实业家，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光明之路，参加了改天换地的民主革命。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胡子昂躬逢其盛，作为政协代表出席盛会，亲身参与了筹建共和国辉煌的第一幕。

“跟听走的带头人”

新中国刚建立，齐燕铭传达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意见，希望胡子昂回西南工作。他高兴地接受了派遣，在参观东北重工业基地后，回到刚解放不久的故乡重庆。

战争年代的硝烟虽已随风飘散，但千疮百孔的旧山城，尚未从残冬里复苏，众多工厂倒闭、数万工人失业、乞丐妓女满街走、银圆贩子猖獗、物价居高不下。

1951年1月，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刘伯承、邓小平分别做了报告，号召“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胡子昂为军政委员、财经委员，并责成他筹建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出任主任委员。他整日奔走在工商界人士中间，讲政策、讲团结，一门心思要搞好旧工业会和旧商会的合并。

早在参加新政协会议之时，胡子昂就打算将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股票交出来，这次一回到重庆，他就向市委书记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和统战部部长杨松青等人表达了这个意愿。1950年夏，人民政府宣布接受华康银行董事会将全部产业和员工交给人民银行接收的要求，成为报刊上的一大新闻。

1951年1月，在重庆市第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胡子昂当选为副市长。他又坚决要求将本人持有的四川水泥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企业股票以及重庆、成都两地房产全部交给人民政府。他的言传身教带动了工商界人士，顺利实现了工业会和商会的合并。

1955年末，胡子昂传达了毛泽东对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指示，提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倡议，后来被归纳为言简意赅的“跟、听、走”，胡子昂本人也被工商界誉为“跟听走的带头人”。

胡子昂于1956年夏调往北京，先后担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他一如既往地积极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自我教育，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子昂受到了冲击，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信念，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召开座谈会，亲自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明林彪叛逃的经过。会后，胡子昂因候车未走，周恩来便邀他坐下，与之单独交谈。在听取了胡子昂的遭遇和生活近况后，周恩来肯定了他数十年来的贡献，亲切地称他为“党的诤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1978年2月，胡子昂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连任3届。1979年1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5位工商界代表人士，请他们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献计献策。不久，由胡子昂与胡厥文联名提出的《关于设备维修和管理的建议》《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关于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新路的建议》等等，接连送往党中央、国务院，多数被有关部门采纳。

改革开放之初，年逾八旬的胡子昂再度出山，被任命为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公司办公。该公司争取到向美国15家大银行、大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代理纺织部进口外国毛条，代理山西煤炭外销等业务，为国家赚了不少宝贵的外汇。胡子昂还两次率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宣传“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加强了大陆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与合作。

1988年中，鉴于年迈体衰，他主动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委职务。对所办开发公司，他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清清白白地办起来，清清白白地交出去。”

1991年11月，胡子昂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胡子昂的一生，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代，他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追求进步，坚持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堪称爱国实业家的表率。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