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0”目标给我们带来挑战和机遇。一方面，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已达7吨以上，尽管还有10年达峰时间，但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2035年要达到3万-4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后还要到6万美元的前沿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我们不可能像老牌发达国家那样走高碳高增长的路，也不会走低碳低增长的路，只能选择低碳甚至零碳而较高增长的路。

在这方面，我们有两大优势：一是不少产品仍未达到需求峰值，可直接以绿色产品替代，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交通运输部门排放达峰时千人乘用车保有量分别约为423辆和575辆，而中国目前仅为173辆，在汽车普及期，我们可以直接购买新能源汽车；二是我国经济增速仍然比较高，可以为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领域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从更宽的视野看，我们有可能在这场全球范围、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变革中，发挥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碳减排很重要，同时要重视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并形成协同机制。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通过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和零排放、低成本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协同实现减碳、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从全球范围看，绿色发展仍然是飘在空中的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根基不牢。欧美国家发展碳排放权市场，我国也建立一些碳交易所，但交易总体上不活跃，主要原因是基于自愿减排，缺少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绿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下一步，我们要敢于告别“老办法”，尤其要探索激励机制和解决碳账户问题。建立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并在一定时期内平衡账户。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开展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再经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创新和发展，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复苏，宏观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从金融角度看，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流动性整体充裕，边际略减。实体经济融资意愿较强。信贷对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绿色发展、“三农”支持力度加大，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未来，应关注3方面问题：一是部分风口行业投资热，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隐患；二是区域信贷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有所加剧；三是信用风险压力仍然较大。

对此，提出3条建议。

第一，保持定力，破解重复投资、产能过剩、低效浪费的痼疾。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定力，既要满足经济恢复向好的发展需要，又要避免资金配置行政主导，过度集中热点行业、风口项目。要建立完整全面的产业项目信息披露共享平台，使投资者全面掌握信息，审慎作出投资决策。政府招商引资要从注重前端给优惠转变为后端让盈利，采取项目建成运营后给予税收返还等激励政策，使市场主体在投资前慎重投资，并承担投资风险。投资成功以后，能够享有更多的投资回报。

第二，精准滴灌，增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进一步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导向作用，继续创新和完善工具篮子，在对小微企业等特定主体和扶贫、支农等特定领域精准支持的基础上，可考虑增设区域维度的政策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向东北和西部等经济发展差距大的地区配置更多的信贷资源。对地方政府则要求进一步压实营造良好的营商和信用环境的责任，要对照国家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严惩腐败，打击黑恶，创造良好的金融和营商生态，彻底扭转“投资不过山海关”的羁绊。

第三，加强监督强化市场主体规范治理。企业和金融机构重大风险往往暴露出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必须强化外部行业监督、会计监督、审计监督，主管部门对监督失职失责的，要刀刃向内追究责任。司法部门对严重破坏公司治理的责任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一视同仁，依法追究。股东失职违法的，要按市场化原则，承担相应的后果，坚决防止恶意逃废债，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和问责，使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既外化于形、又内化于企业投资经营的全过程，将企业风险防范化解于萌芽状态。

我国人口发展所面临的，首先是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我国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可靠的底气和支撑。一方面，人口众多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造成巨大压力。其次是高龄少子化问题。我国的高龄少子化将伴随现代化国家建设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第三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技能问题。当前，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超过1.5。同时，我们还面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生殖健康服务问题及人口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制约着我国人口的发展。

因此，应科学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四五”时期是人口发展战略导向重大调整转折点，也是构建应对低生育水平下生育支持和家庭发展政策框架的关键阶段。

为此提3条建议：一是优化生育政策，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支持家庭实现生育意愿；二是继续深化改革，挖掘人口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潜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公共服务，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不断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技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本强国；三是将积极应对高龄少子化确定为基本国策，全面加强党对积极应对高龄少子化工作的领导，制定与基本国策地位相适应的完备的法律法规，健全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生育、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康养医养相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大力支持普惠型养老服务的发展，推动健全完善高龄老人和失能半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支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积极发展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现代家政、养老旅游等，创造老年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动能。

“十四五”时期，农民增收形势更加复杂，必须扭住农民收入这个中心问题不放松，花大力气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为此提出4条建议。

第一，挖掘农业农村内部增收富民潜力。发展富民乡村产业，将富民乡村产业视为战略性产业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政策体系，构建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流向富民乡村产业的体制机制；延伸农业价值链利益链，建立农产品优质优价正向激励机制，支持发展“三品一标”农产品，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推动“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新型业态；发展农业收入保险，推动农业收入保险的试验、开发和推广，使其尽快成为重要险种。

第二，促进农村劳动力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引导外出就业，深入实施以农民工为重点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扩大乡村就业，统筹整合资源要素，发展县域经济，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加快乡村经济多元化；创新就业领域和方式，鼓励发展家政、养老、护理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手工制作等特色产业，支持灵活就业。

第三，优化农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升的制度环境。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做好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延包试点工作，稳妥慎重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民收益；健全农民农村财产权能，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具体政策，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农村三权退出转让价格形成机制。

第四，完善转移性收入注重公平分配的保障机制。完善对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建立普惠性农民补贴长效机制，完善重要农产品生产者补贴制度，健全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加强农民生活兜底保障，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保障措施注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好农村社会救助兜底工作。

“十四五”是我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在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实施、强化反垄断执法上迈出关键性步伐。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成绩、坚定信心的同时，也应正视垄断行为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风险和隐患。特别是行政性的垄断在有的地方、有的领域还存在。

反垄断既是国际惯例，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要让全社会认识到反垄断在整体推进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地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使命，认识到垄断行为阻碍公平竞争，损害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扭曲了资源配置，扼杀了技术进步，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反垄断在统筹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强化反垄断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一是完善制度，构建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市场竞争规则，抓紧出台强化竞争政策的实施指导意见，加快推动反垄断法的修订，完善反垄断指南体系。

二是强化执法，震慑不法行为。用严格执法拉起打击垄断和反不正当行为的红线，让违法企业付出沉重的代价，不敢再犯。同时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及时制止“掐尖”式并购，防止野蛮生长，围绕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和关系国家发展利益的重点领域，比如医药公用事业知识产权等，强化重大典型案件的查办，着力查处限定交易、阻碍商品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等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三是加大监督，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各界力量参与，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公平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倒逼企业将重心放到积极创新、公平竞争和更好服务消费者上。

四是充实力量，完善执法体制。建立权事责相匹配的现代化反垄断执法队伍，发挥中央和地方合力，健全全国统一的反垄断工作规则，保障反垄断的统一执法。同时加强反垄断执法人才的培训，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手段，不断提升反垄断的监管水平。

主要有四个基本因素影响当前经济：经济内生的市场变化、数字技术变革、疫情走势、国际秩序重构。这四者叠加互相影响，成为推动大变局的基本因素，这里包括“低增长-高杠杆”内生形成的“债务-通缩”风险；数字革命和产业变革，引起原有经济形态变化，经济数字化和金融化趋势凸显引发新的不确定性；疫情走势的不确定带来疫情及其衍生风险；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剧变，全球治理规则加速失效等。

大变局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剧。“K”型复苏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全球经济复苏预期的分化。而站在大变局和中长期来看，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关键是注入宏观确定性，改善预期。为此，提出4条建议。

一是释放出更强烈的全面深化改革信号。唯有加快经济社会更全面、更深入的协同改革，才能办好自己的事，降低我国发展的宏观不确定性。

二是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创新，破解高储蓄、高利率悖论。伴随着数字化大趋势，金融科技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数字金融将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效率的大幅提升，从而降低融资成本。这迫切需要构建与之适配的新的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谨防“监管错配”带来的长期战略风险。用改革的办法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扩大在计价、结算和储备方面的应用，以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政府有为，创造市场比干预市场更重要。当前亟须通过改革创造市场，创新市场规则。在商品、服务等“实体市场”基础上，新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创造基于“权利”的各种“虚拟市场”。基于环境防治、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立污染物排放权、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引导地方和企业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形成市场化的约束机制。完善政府采购市场，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还能避免政府补贴可能带来的市场扭曲和贸易争端。还有电动汽车的推广使用，除了补贴手段之外，还可以用排放权指标来约束油车的生产和销售。

四是在缩小低收入群体上下功夫。推进社会身份体制改革，分类破除“本地人、外地人”“编制内、编制外”“干部、工人”等各种计划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身份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前，部分地区房价过快上涨，除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缺失和居住改善刚需外，还有几方面问题。

一是财富管理出了问题。楼市成为过剩流动性蓄水池的原因，一是群众有实物崇拜，认为房子能抗通胀；二是刚性兑付崇拜，认为政府不可能不管房价暴跌；三是资产荒，缺少适合的长期储值工具。

二是执行层面的利益驱动。既然击鼓传花，那最好花在我手里时鼓点不要停。

三是执行机制不当。在需求缺口巨大地区不是增加供给而是压制需求，甚至过度打压开发商，限制住宅供地，加剧房价上涨压力。另外，目前调控主要用行政手段，还带来了监管套利。

房地产是系统性问题。要从一个均衡跃迁到另一个均衡，不能小修小补。为此，提出4条建议。

第一，打破刚兑预期。让房价市场化双向波动，甚至能忍受房价暴跌。但是需要托底机制保护普通群众利益。通过普惠性的基本房价保障机制并叠加市场化的收费商业保险，可以在不大幅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基本化解房价暴跌对群众的伤害，从而区别对待炒房者和刚需人群，精准施策，遏制炒房动力。

第二，通过税收消除炒房暴利。各地调控并未根本遏制房价上涨的关键是没有做到蛇打七寸：炒房仍然可以发财。现有政策都可保留，但建议从根本上断绝炒房的财富效应，既然中央下决心房住不炒，就要让炒房赚不到钱，可考虑对炒房获利部分收取高额特别资本利得税。

第三，降低房地产融资能力。房地产是非常好的抵押品，金融机构据此放款风险极小。政策限制贷款比例上限，反而增加了抵押品的安全边际，因此要用市场化手段从根源上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房地产融资的积极性。

第四，有序引导居民财富转入金融资产。当前，超过2/3的民间财富聚集在房地产上，处置不当会对老百姓财富带来巨大伤害。因此需要借鉴成熟市场经验，有序引导其转入金融资产，并在过程中提供居民财富安全保护。

从北京中关村1-2月份数字可以看出，企业总收入增长47.7%，技术收入增长46.6%，其中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增长75.1%。此外，先进制造技术增长75.9%。

不论是新经济下的龙头和独角兽企业，还是装备制造领域的中小企业，在应对疫情、复工复产以后，都在努力提高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体状况还是良好的。这几年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总体有很大改善，但企业普遍感觉，生存经营的压力仍然较大，内外部环境交织之下，大多数中小企业活力尚未充分释放。

近年来，受诸多因素影响，创投基金普遍遇到募资困难，多数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可投资的存量资金明显不足，市场化资金规模已连续三年断崖式下降，大量资金涌向了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天使投资中的人民币投资基金数量锐减，美元背景的创投机构募资却依然强劲。这个局面在未来几年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为此要高度关注创投业的健康发展。建议，借鉴以色列对早期项目进行孵化的成功模式，大幅提高政府和国有资金对早期孵化和天使基金的扶持力度。允许一些优秀的创投机构上市，在新三板精选层形成创投板块，加大创投企业可持续的募资能力，同时对创投行业的投资给予特殊税收优惠，吸引更多市场化资金投资创新创业。

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建议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让金融和财政政策在供需两端发力。建立制造强国“双加”工程，用金融和财政手段共同支持供需双方，构建最完整、最具自主可控能力的产业体系，实现制造业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