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4月27日电（记者 崔吕萍）20世纪90年代初，即便是工作日，北京城里的交通也不似今天这般拥堵。但那时，从最繁华的王府井商业区开车到首都机场，全程不到30公里的路要开3个小时。有了京承高速之后，在不堵车的时刻，这段路用时约45分钟。

20世纪90年代中期，托人拉关系，花掉5000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职工一年收入），一些家庭拥有了座机电话。和今天交换联系方式时的稀松平常不同，当年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通过传呼机发给朋友，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

“山东是基础设施建设大省，也是基础设施建设强省。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山东到北京，说是坐火车，有一次我站了一晚上，到天津站才有人下车，我混上个座儿。那趟车至少开了8、9个小时。可这次我们从北京来济南，坐高铁不到两小时就到了。”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题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的话里，我们听出了欣慰。

传统基建肉眼可见，新基建如何让百姓更有获得感？

“我们这代人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一辈子都在搞基本建设，但我们搞的还是传统基建，电厂、煤矿、铁路、公路等。可以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百姓越来越有获得感、幸福感，基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一周7天，电力供应是停3开4，老百姓盼的就是多建电厂；火车慢，大家就希望它能快点。现在看，这些诉求都得到了满足。这次调研，我觉得大家谈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就要看它的应用场景，因为新基建不像老基建那样，直观感受很强烈。我们要说清楚，它们新在哪里，对百姓生活的保障如何体现。”座谈会上笔记不停，调研路上边听边问，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会生在找答案。

一家做数据储存的企业说，企业花大价钱为数据存储设备“降温”，就怕断线哪怕1秒钟。断线1秒，金融系统有可能瘫痪、共享单车的码可能扫不开、远程手术会出意外、无人驾驶汽车会发生交通事故。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反向来看新基建的作用，它要托举着社会更高更快发展，要让大家有获得感。换句话说，它有它的使命！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我们就会甘心情愿为新基建埋头苦干。”王会生“抽丝剥茧”。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突出的就是个新字。

新到什么程度？卫星互联网了解一下。

卫星，以往我们对它的认知，就是定位。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

“卫星互联网，其优点是可以弥补地面蜂窝网络无法覆盖的区域，比如海洋沙漠，但这种弥补也有代价，比如卫星‘基站’的建设成本高于地面基站，平均要高出10倍，同时它毕竟离我们有4000公里那么远，而地面基站，离我们最近的可能不到400米。距离产生美，但距离消耗了速度，卫星‘基站’的速度比5G差一个量级，相当于4G水平。另外，建立一张相对完整的卫星互联网，需要5万颗卫星，要实现这一数量，至少还需要8-10年。”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这样表示。

在张云勇看来，卫星发展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在万物互联时代，卫星互联网值得尝试，但它无法替代地面网络，两者要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铁路、铁路，没铁不行，只有铁也不行。

中国高铁天下扬名。而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孟凤朝看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同样经历了由慢向快逐步前进的过程。

这些年来，高速铁路的发展已经和智能化结为了一体，从通信信号接入到大数据应用，再到新一代人工智能制造系统逐步被引入到铁路工程建设领域，在发展铁路工程智能建造技术方面，中国是实践者，更是引领者。

一个时代的基础设施，有着其鲜明的时代使命。现在大家喜欢说老基建和新基建，孟凤朝则认为，新老基建不是“断代史”，“比如说在修传统铁路时，我们会在铁轨旁铺一条电缆，便于未来使用。原来铺的现在已经发挥了作用，现在还在做这样的工作。归根到底，是需求推动了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而更新换代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现实的需求。”孟凤朝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