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荣军

读岳南三卷本、100多万字的巨制《南渡北归》时，读到闻一多先生在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的片段，联想到两次到蒙自，登上挂着“何妨一下楼”标识的那座三层小楼，到二层二号闻一多先生借居的斗室瞻仰的往事，不由得感从中来。

闻一多先生是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教授，是民盟老一代代表性人士。因工作关系，对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对闻一多先生等民盟先辈们的事功行藏，有所了解并钦佩有加。

颠沛流离，弦歌不辍。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中华民族勠力同心，浴血奋战，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一切为了抗战，抗战不忘教书，教书为了抗战。正如邹韬奋先生所说：“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做刀。”因此，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辗转千里，由北平、天津而长沙，由长沙而驻足云南边陲，家国不幸，仍书声不断，弦歌不辍。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闻一多先生即离开北平。据说，日本人为留下他，许诺给他配司机、豪宅，但闻一多先生不事伪职，仅携《三代吉金文存》《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辗转南下。由长沙向云南转移时，闻一多先生与其他320多名师生一起，组成徒步步行团，历时68天，行程3300余里。在兵荒马乱中，在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途中，闻一多先生指导学生收集整理途经地的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进行田野考察。闻一多先生自己就留下了50余张取材别致、笔意苍劲的写生画。岁月板荡，抗御外辱的同时，书生不忘于学、永志于学，由此可见一斑。

在希腊商人修建的歌胪士洋行的办公楼，闻一多与一众清华、北大名教授陈寅恪、朱自清、刘文典、郑天挺、陈岱孙等比邻而居。闻一多先生向学生讲授《诗经》《楚辞》之余，便在二楼的斗室潜心学问，用功甚勤，绝少下楼。据郑天挺先生回忆说，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也不去，我劝他何妨一下楼呢。在大家的笑谈中，“何妨一下楼主人”便成了闻先生的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不久，在昆明的联大校园也传开了。

读书为学所为何事？正如古人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唯此而已矣。正如西南联大校训所言：“刚毅坚卓。”正如闻一多先生参与编撰定制的校歌所咏：“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校训校歌又何尝不是闻一多先生等的心迹与自勉。正因为有闻一多先生等教授们，坚信教育一定能够助力中华民族重新振兴、重新屹立在东方，才有西南联大8年间，在缺桌少椅的教室里，在遍布茅草房的校园里，培养出了科技、人文领域灿若星汉的巨擘、泰斗、大师。

茹风陋食，不坠青云之志。抗战时期的云南，虽然属于后方，但经济并不发达，还时常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偏居一隅的云南，一下子涌入若干大学、若干师生，经济的窘迫更为彰显。匮乏的物资、飞涨的物价，使来自北方的西南联大的老师们，既有气候、生活习惯的不适，更有度日艰难的煎熬。

据说，当时昆明街头的乞丐，只要遇到西南联大的教授，都不会纠缠。为生活所迫，闻一多先生等老师们，教学、研究之余，放下身段，各显神通，为稻粱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夫人韩咏华女士制作“定胜糕”卖，沈从文先生卖文，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大学门口摆摊卖大碗茶。而闻一多先生则刻章赚钱，补贴家中用度，一份《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便是闻一多先生与其他教授卖文售章的广告。《润例》标明，刻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浦江清教授还为闻一多先生撰写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对其金石之艺，称“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之后，又言“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苦中作乐，“一箪食，一瓢饮”，“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此之谓也。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闻一多先生等教授们，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培育英才，打的就是教育领域的持久战，打的就是为国输诚的持久战。行为世范，8年中，西南联大毕业生约4000人，其中834名莘莘学子走上了抗日前线，浴血疆场。

“前脚踏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踏进大门。”这是闻一多先生在民盟云南省支部召开李公朴殉难报告会上所作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重申李公朴先生的一句话。此话获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发轫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确立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不断发展和完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在世界风云变幻无常的时期，更彰显出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独具的光辉。以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民盟先烈们，用要民主、反独裁、要富强的行动，用鲜血和生命，为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38年4月由长沙而至云南，直到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8年时间，是闻一多先生47年生涯中精彩壮烈的一段，而在蒙自分校短短的半年时间，则是这一段的开篇。抗战胜利前夕和之后，闻一多先生等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自由的洪流中。闻一多先生不仅亲笔修改《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反对国民党召开所谓的“国民参政会”，剃去留了8年的长须，实现他抗战不胜利不剃须的誓言，而且在血与火的岁月里，为反内战、要和平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当有人问，民盟为什么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时，闻一多先生不以为忤，正色回答，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当尾巴有什么不好。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李闻惨案”中，马叙伦、雷洁琼先生在“下关事件”中，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30多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被活埋在国民党监狱的黄炎培先生之子、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黄竟武先生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追随中国共产党共创新中国的一曲曲壮歌。抚今追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时，应该看到各民主党派与我们党团结合作、患难与共的历史，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缅怀我们党的先烈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先烈，在我们心中一样的重。正如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言：“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因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同中国共产党、同新中国凝结在了一起。

闻一多先生在“何妨一下楼”的歌胪士洋行旧楼，不过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但郑天挺先生“何妨一下楼”之语，回头看去，却从一个侧面诠释了闻一多先生作为学者、诗人、民主斗士的精彩人生。

为了向学，而不“一下楼”；为了坚守学者之道，而不“一下楼”；为了真理，而不“一下楼”。这，是一份执着、一份骨气、一份追求。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