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随后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强调。2021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我们认为，上述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着眼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部署。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拥有毗邻港澳、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区位优势，更处于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在当前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进程中，深圳完全有责任、有条件、有能力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局中率先探索有效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行示范者。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已明确要求“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们认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历史节点，深圳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示范，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深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优势，最大限度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以深圳经济发展基本趋势向好的确定性应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更好地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2021年4月27日，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针对深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要争当“四个先行示范者”——服务国家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先行示范者、配置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先行示范者、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者、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先行示范者。在学习、贯彻、落实上述指示精神基础上，市政协经济委现就推动深圳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示范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提出如下：

一、 存在问题

（一）消费商贸发展动能有待增强

一是现有商圈国际影响力有限。深圳核心商圈主要集中在福田、罗湖、南山等核心区域，但商圈特色挖掘不足，缺乏国际一线品牌聚集，影响力有限。且深圳处于广州、香港两个超级国际化商业中心城市之间，难以集聚高端商业资源。二是电商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当前国内互联网消费的主要平台均不在深圳，与北京（京东）、杭州（淘宝和天猫）、上海（拼多多）等地相比，深圳缺乏大型电商平台的短板比较突出。三是存在“重工轻商”现象。深圳商贸流通业一直以来在市场竞争中都是以自我发展为主，政府给予行业支持力度相对不足，从市经信委时期每年3000万元，到市商务局时期每年2亿元的产业扶持资金，相比其他产业扶持力度非常有限。四是传统产业转型相对滞后，缺乏升级动能，亟待品牌化创新发展。近年来深圳服装、珠宝、钟表、家具、眼镜等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转型较为困难，各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牌竞争力下降。

（二）外贸外资发展面临挑战

一是外贸发展面临压力。2020年深圳进出口总值3.05万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二，其中出口总额1.7万亿元，连续28年居内地城市首位。但随着全球产业链结构调整转移及疫情下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综合因素连续冲击，深圳外贸企业面临着多种压力，外贸区域发展不平衡、企业订单增量不足等问题突出。二是吸引外资能力有待增强，2020年1-10月，深圳实际利用外资70.55亿美元，与北京（131.9亿美元）和上海（171.79亿美元）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缘于既受本地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影响，也缺乏诸如特斯拉、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外资龙头项目落地拉动，稳外贸稳外资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三是内外贸融合机制不够畅通。深圳在当前外贸外资领域受冲击较大的背景下，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包括出口转内销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引导和强化。

（三）有效投资拉动作用不够明显

一是优质项目落地有待进一步提速。2019年以来，连续两届深圳全球招商大会签约金额达到上万亿元级别，其中大多数优质项目能够快速启动投资计划，但仍有部分项目暂未实际开工，此外，签约项目中较大体量的高科技制造业项目还略显单薄，制造业项目以原在深企业新增为主。二是民营资本投资热度降低。近年来深圳民营资本在非制造实体和高端制造业项目领域占比均有所降低，民营企业获得净利润再次投向实体经济的意愿不够强烈，很多民营企业把资金用于套期保值等非主业投资，投向实体经济金额减少。

（四）产业链“卡脖子”问题仍然突出

一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如高端微芯片（CPU、MCU和DSP等）基本依赖进口，在芯片体系架构、高性能IP核等领域尚无较有竞争力的自主核心技术，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自主创新水平仍有待提升。二是产业链协同能力不足。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方面，深圳乃至全国目前仍然存在很大缺口，产品验证、联合研发、信息共享、技术转化等方面未能紧密联系，重点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安全保障低。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尚待完善。比如促进首台套设备、首版次软件使用等政策落地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创新容错和激励约束机制尚需完善。

（五）金融开放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待提高

一是金融开放程度不高，大湾区受限于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仍然较低，在跨境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深港两地金融体系互认、跨境监管执法协调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障碍。二是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系统与工商部门股权登记系统在“报价转让、协议交易、资金交割、股权变更”等环节仍处相互分离和割裂状态，导致股权融资业务流程繁琐，效率低下。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操作成本高。目前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和“1+N”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很难广泛地服务到中小企业群体，传统金融服务仍以线下为主，流程繁琐且放款速度缓慢，服务效率低。

（六）创新创造能力仍有待提升

一是基础研究能力不强。深圳虽已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6个90%”创新特点，但基础研究仍存短板，基础研究主要承担机构主要为几所高校及科研机构，资助项目分布“扎堆”现象明显；新设立和引进的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研究室等还处于建设期，尚需进一步加强投入和完善配套设施。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亟待提升。深圳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仍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现象，标准必要专利、核心专利、高价值专利偏少，技术供给水平不高，知识产权法庭级别较低，知识产权高端服务机构紧缺。三是科研衔接体系不理想。目前深港澳三地已有大型科学仪器设备、重点实验室等众多科技信息资源配置，但由于体制制约，尚无法实现跨行政区域数据共享。

（七）现代流通体系仍存在堵点

一是现代流通体系缺乏顶层设计，网络布局不合理，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效率低和成本高问题较为突出。二是流通业数字化转型欠佳，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对生产与消费引导不足，集约度较差、创新能力不足，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商贸企业、物流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与供应链服务企业。三是信息流通仍有障碍。缺少国际数据专用通道，由于访问域外网站的限制，在深境外科研人员无法使用谷歌学术、Facebook、Twitter及Instagram网站和软件，学术、工作及日常生活交流受到影响。

（八）深港澳三地经济运行规则机制有待衔接

一是金融融合方面仍面临困难。深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货币、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港澳企业来深直接投资面临诸多限制，“大门开、小门不开”“弹簧门”等现象依旧存在。二是科技创新体制兼容不到位，政策支持标准不统一。深圳与香港、澳门之间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跨境流动不够灵活，三地政府政策支持标准不一，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不够，效果评估和监督管理机制仍显不足。

二、 对策建议

（一）加强党委政府统筹，完善新发展格局顶层设计

1. 精准高效落实综合改革试点授权重任。建议及时总结好第一批综合改革试点有利经验，面向体制内外和社会各界广泛征集综合改革试点第二批授权事项线索，重点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特别是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减税降费、放管服等）、城市空间统筹利用、区域合作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尽快汇总、整理、上报第二批综合改革试点授权事项清单，并争取早日实施，争取尽快形成一批显示度较高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2. 充分发挥深圳智库引擎作用。建议由市委政研室或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广泛整合市决咨委专家及各区各部门咨询专家力量，打造智库联盟，梳理研究资源、优化分工合作，对深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路径、愿景进行深入研究。设立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用于奖励被采纳且价值较高的智库成果，鼓励多出高质量成果。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和民间智库作用,引导民间智库关注新发展格局等公共政策研究，发挥“取智于民、用智于民”的桥梁作用。

3. 推动深圳全市域一体化平衡发展。建议加快规划建设我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五期）和高快速路为主的高效交通网络，实现深圳各区域人流、物流等便捷流转。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提倡复合功能，针对原特区外公共空间相对缺乏和基础设施滞后现状，进一步提高原特区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标准，尤其是以各区域产业特征和人文环境为基础培育更加鲜明的区域发展特色，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分布资源要素，建立全市域更加均衡的发展新格局。

4.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提升深圳对外经贸影响力竞争力。建议深入研究当今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对走出去的深圳企业进行专门指导帮扶，搭建全球范围的贸易法规数据库，成立针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和司法体系专业咨询机构，尝试在本土设立贸易仲裁法院，把握综改试点契机，尽快提出参与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具体举措等。积极参与深海资源开发国际规则制定，借助深圳濒临南海的地理优势，推动深圳尽早具备快速探测公海资源的能力，占据国际资源开发领先地位，助力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商贸中心城市，为新发展格局赋能助力

5. 积极做好战略规划，升级消费软硬件环境。建议将打造国际商贸中心列入城市发展战略，积极申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针对重点商圈布局、商业综合体发展、新零售业态布局、社区商业、口岸商业、商业和文旅一体化开发等开展专项规划研究。高标准推进福田中心商业区、后海超级商业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地标性商圈，持续推进东门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打造国家级高品位步行街。积极向国家争取各项免税政策，加快市内免税店布局建设，尽早试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试点政策，进一步提升全市消费软环境。

6. 加大电商平台建设力度，推动电商经济发展。建议鼓励各区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合理规划和布局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空间，打造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产业配套齐全、多功能、多业态、多层级的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鼓励跨境电商发展，支持建设行业类或专业市场类跨境电商平台，优化跨境电商进口物流仓储服务，加强跨境物流设施建设，进一步集聚国际消费资源。通过与大型电商平台、互联网媒体合作，搭建直播电商基地，将新模式与电商现有模式进行融合，充分发挥新模式新业态带来的促进作用，为企业充分赋能。

7. 改变“重工轻商”现状，促进工业、商贸业协调发展。建议出台支持新型消费发展的专项扶持政策，鼓励5G、物联网、人工智能、VR、AR等新技术在消费产业链广泛运用，支持以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消费，以及智慧产业链创新升级发展。重点打造智慧零售和大消费产业集群，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为目标，以产业发展服务为核心，积极整合和引入各方优质资源，完善政策互补、数据打通、产业融合等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推动商贸经济实现长足健康发展。

8. 持续培育深圳本土消费品牌转型发展，打造自有消费品牌。建议出台专项政策，鼓励传统出口企业打造自有品牌，加快销售模式转变，给予本土品牌销售渠道、人才培养和宣传推广等支持。充分发挥服装、钟表、珠宝、家具等传统产业集聚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和融合发展，鼓励本土企业在深圳开设品牌旗舰店或组织大型活动，鼓励本土零售企业和领军品牌参与国际化并购，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企业。

（三）促进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劲引擎

9. 加大对具有全球产业潜在影响力企业的综合扶持。建议对在全球战略产业或关键技术领域创新企业、具有世界影响力品牌企业、细分行业全球潜在隐形冠军企业等，在科技研发、海外技术替代、原创设计创新、开模及试产、国际标准认证、知识产权申报、全球品牌推广、高端设备及软件引进、示范基地建设、融资及税收补贴、国际专业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综合性扶持，并新设立外贸专项基金，定向帮助外贸出口企业等。

10. 打造数字外贸服务平台，强化数字赋能。建议借鉴杭州打造数字外贸服务平台、设立新丝路数字外贸研究院、举办“外贸优品汇·扮靓步行街”出口产品转内销活动周等措施，在深圳打造数字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外贸企业提供企业产品的数字化展示空间、开通全球主要城市在线投资咨询、打造集在线数字资讯、撮合、商洽等服务为一体的数字外贸平台。参考韩国、新加坡单一窗口，探索增加跨境贸易撮合模块，服务深圳本地企业更好地开展进出口贸易。

11. 进一步营造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议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作用，扩大利用外资领域，精准引进一批强链、补链、延链的外资项目，注重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合作，加大投资RCEP成员国营销网络建设，拓宽我市出口货物销售渠道，扩大对东南亚中高端产品出口，积极参与贸易规则制定，构建跨区域开放合作平台，推进外资外贸与产业良性互动。

12. 支持外贸产品转内销，强化内外贸融合发展。建议加强深圳内外贸企业对接，推动出口产品进商场、进超市、进街区（步行街）、进批发渠道，帮助企业消化库存、回笼资金、畅通循环。支持外贸企业发挥质量、研发等优势，在产品开发、创意设计、用户体验、市场营销及产品智能化等方面对接国内中高端消费需求，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引领消费升级，吸引海外消费回流。充分发挥深圳产业和市场优势，在国内中西部核心城市开展深圳产品集中推介活动，支持深圳企业拓外转内，加快培育一批内外兼营、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强的跨国企业。

（四）扩大投资精准性及有效性，夯实新发展格局坚实基础

13. 加快已签约优质项目落地见效。建议优先完成优质项目落地基础性工作，对全球招商大会已签约项目投资进度进行梳理，为优质项目落地创造前期基础性条件，加快优质投资项目配套建设工作进度，让投资人暖心、舒心、放心。对符合产业规划已签约优质项目采取全程跟班服务，招商引资属地部门要做好优质投资项目“店小二”服务工作，倒排工期，实时跟踪进展，将项目落得实、落得准、落得快。

14. 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加大投资力度。建议利用《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行动方案（2021-2023年）》出台契机，加快清理阻碍民营资本投资的藩篱，努力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待遇，尤其是在投资领域既要清理对民营资本的显性歧视，又要清理隐性障碍。加大对民营资本投资项目保护力度，对侵害民营企业合法利益的行为严厉打击，稳定民营资本投资预期，让民间资本投得长、投得远、投得多，努力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先行示范。

15. 充分利用RCEP签订新红利。RCEP协定将进一步提升成员国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建议充分利用深圳更加靠近东盟10国和澳、新的地理优势，加大宣介力度，积极争取各缔约方资本和优质项目进入中国第一站放在深圳，其所属公司的中国总部甚至亚太总部设在深圳，尤其是加大对东盟10国的分拨集散业务和营销网络建设，继续提升我市出口竞争力。强化深圳在中欧投资协定中深度参与，抓住协定签订的有利契机，立足既有优势，认真梳理文本可能给深圳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强化深圳在中欧投资协定的发展角色，推动深圳作为落实中欧投资协定的先行示范区。

（五）保障重点产业链生产安全，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高地

16. 抢先布局战略性产业关键环节。抢抓5G基建、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风口，在“中国芯”“基础软件”“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数据港”等领域加快突破，加强相应配套场地及设施建设，加大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应用推广，大力实施国产替代行动计划，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

17.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建议探索建立央地协同的新型举国体制，鼓励深圳各类创新主体承担参与“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中央财政科技项目，积极争取发起或参与若干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构建梯度攻关计划，聚焦芯片体系架构、高性能的IP核、EDA软件、操作系统、工业母机、重大装备等领域发力，打造一批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力争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打造更多硬核自主产品。

18. 做好产业链的补链、强链、延链工作。建议按照取长补短的思路，聚焦主导产业链条，寻找关键技术和环节的缺失和瓶颈，推动各区重点做好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环节以及高端环节的项目招引，加快引进一批核心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补齐拉长重点产业链条。同时用好国家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掌控人信息，做到有的放矢地“招商引技”，或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策略。

（六）推进金融创新再提速，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源头活水

19. 扩大金融开放，创新金融监管方式。建议完善金融业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清理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要申请的诸多许可和操作性问题。先行先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试点，探索在前海试行人民币跨境使用、汇率机制形成等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建设金融安全示范区和金融创新监管试验区，推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前海设立派出机构，深入推进与驻深监管机构、港澳金融监管部门联动合作，探索创新大湾区跨境金融监管，扶持金融科技发展，创新金融科技监管试点，加快推动地方监管沙盒管理模式。

20. 打造财富金融国际交易中心。建议率先建立面向全球的理财产品交易平台，建立深圳与港澳跨境理财通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和产品标准建设，逐步形成国际财富金融交易中心，在深圳设立与港澳机构合作的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等各种基金，支持保险基金、银行理财基金和政府产业基金参与其中。加强深圳与港澳监督协调，实现市场畅通，可参考欧盟经验，建立“单一通行证”机制，大幅简化金融机构在跨境展业和跨境服务的准入流程。

21. 立足银税互动优化金融授信评价体系。建议对我市银税互动模式进行更大规模推广，进一步优化面向广大民营企业的金融授信评价体系建设，立足企业纳税信用，将全市140多万家纳税企业分级分类管理，通过打通税务、银行、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壁垒，对广大民营企业精准画像，再通过银行进行授信，进一步做大做强不见面、免抵押、纯信用、纯网上审批的企业贷款业务。

22. 继续推动设立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建议结合制定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第二批授权事项清单，继续推动由市国资部门牵头，积极整合风投、创投、担保等方面力量，通过收购等方式争取尽快设立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将政出多门的各项中小企业优惠政策汇集起来，做到“力出一孔”，从机制上解决广大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3. 建立应急转贷机制，尽快设立深圳市应急转贷金融服务平台。建议加强顶层设计，鼓励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共建新型应急转贷金融服务平台，并纳入“金融方舟”体系，逐步引导专项财政资金、政府引导资金、驰援资金向转贷资金倾斜，拓宽民企转贷资金来源，对优质转贷项目给予融资贴息政策，为企业提供高效、优惠、透明的转贷服务，不断降低深圳企业“过桥”资金成本。

（七）推动创新创造向纵深发展，激发新发展格局内生活力

24. 政府企业双向发力，强化“从0到1”基础研究。建议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探索组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自然科学基金，紧密对接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加快推动政府采购创新产品有关政策落实，进一步细化首购产品政策等采购流程，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积极推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鼓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与深圳本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共建各类研究开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提高企业研发能力。

25. 加快交易平台建设，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建议组织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培育工程，加大奖励力度，加强专利授权后资助以及高价值专利培育。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培育30个以上规模较大、布局合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价值专利组合。尽快推动将我市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庭升格为知识产权法院，向证监会、科技部、知识产权局等国家部委争取相关政策，加快推进深圳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落地。

26. 构建科技数据共享机制，强化科研项目衔接管理。建议建立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各方主体参与的粤港澳科技信息资源共享联席会议制度，及时解决共享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健全科研项目评审审计制度，引入国际同行评议，构建完善的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制度。探索实行定期评估制与项目经理制，在经费支出与过程管理等方面借鉴香港先进制度，实行定期评估制与项目经理制，探索灵活自主的经费使用模式，给予科研人员最大自主权。

（八）构建高效便利现代流通体系，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27. 加强现代流通体系顶层设计。建议建立以交通运输为能力核心，以物流供应链网络能力和体系建设为关键的战略方向，高度重视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融合。综合运用物联网、5G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装备等技术，以现代数字技术赋能流通业发展，增强循环动能。发展物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助力物流行业实现标准化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圳本土现代物流企业。

28. 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建议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搭建“互联网+”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共享深港物流信息系统资源。建立深港两地物流产业融合与错位发展协调机制，实现两地错位发展。建立政府、市场的物流协调对接机制，解决日常商务往来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深化深圳海关“二建四改”业务综合改革，提高跨境贸易便利度，降低通关环节制度性成本。

29. 破除湾区信息跨境流动壁垒。建议推动在深圳设立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探索登陆站内转接，允许国际互联网流量在登陆站内直接转接，试点国际互联网IP转接业务，允许外资开展互联网国际数据传送业务。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数据资源跨境、跨域、跨区融合互通和协同应用，针对特定人群、特定终端，以特定方式实现有条件的国际互联网联通，根据工作需要以验证身份权限方式对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等互联网网站登录使用。

（九）促进深港澳三地经济运行规则机制衔接，为新发展格局赋予更大视野

30. 创新金融互联互通机制，促进深港澳资金互通。建议建设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平台，积极推动港澳私募、风投基金到前海深港合作区设立分公司，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工作机制，保障外商投资权益。探索进一步降低跨境融资门槛，将融资范围扩大至深港澳范围内所有企业及银行。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逐步放开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参与深圳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推动跨境征信合作。

31. 进一步推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建议加快推动合作区科技规则衔接，探索试点引进设立一批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等。学习香港税收管理体制和征管做法，探索合作区与香港税负趋同的税收政策安排。进行更为便捷高效的合作区人检、货检跨境安排，推动研究在合作区实行“一地两检”的规划和场地安排。在合作区开辟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设立“国际前沿科技深圳检索中心”大型数据库，主动抓取、收集国际最前沿的科技、经济、市场情报信息。

32. 打造深圳口岸经济走廊。建议立足落马洲河套区域，通过先行先试特别政策安排、便利的科创要素流动以及良好的创新合作机制，实现真正的“境内关外”，加快已开工的皇岗口岸新大楼建设，争取早日投入使用。加快东部过境通道建设，提升莲塘口岸使用效益，尽快真正实现“东进东出，西进西出”。积极提升罗湖口岸环境品质，进一步扩大口岸客流承载量。探索文锦渡口岸实施“数码港模式”，通过鼓励电竞产业发展带动更多人流。加快启动“智慧口岸”基础数据平台建设，进一步构建粤港澳智慧口岸通关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