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备受瞩目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娃？

数字甫一出炉，两年前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出版的《低欲望社会》再度跃至眼前，尽管两国背景不同、政策殊异，简单比附意义不大，但年轻人不愿意生娃却成了共同现象。

宁吉喆说，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这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总结一下当前的状况，就是有些该结婚的不想结，或者结不了，或者担心结不起；有些该生孩子的不想生，也有些不敢生，或者生不出、生不好。”徐丛剑是驻沪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同样突出的适龄年轻人婚育问题，是他特别关注的问题。

徐丛剑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当今国人的婚姻观念、婚姻状况出现了一些改变，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结婚率下滑、离婚率升高和初婚年龄推迟的趋势。究其原因，其一是青年群体个体意识逐渐觉醒。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个人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渐提升，对自由的追逐以及独立人格的塑造日益强化，而对婚姻的必要性则持保留态度。其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大量的大龄单身女性不断涌现，而其中，高知女性的比例较高，“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使得“高知低婚”的现象日益增多。其三，婚姻成本不堪重负。随着婚姻契约的缔结，房产购置、房贷压力、赡养责任等也随之而来，无形中也会成为阻碍婚姻的一道鸿沟。此外，人口的高迁徙率以及对离婚包容度的提高使得离婚率也同步升高。

好不容易跨过了婚姻这道坎儿，生娃同样面临着“难产”。一项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于2017年开展的全国性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初育年龄推迟成为普遍趋势，由此导致一孩生育率明显偏低，而一孩生育的推迟导致了二孩乃至更高孩次的生育推迟，从而降低了总和生育率。

今年42岁的冯女士（化名）是一位二孩妈，硕士毕业后北漂打拼，前两年不小心怀上了二孩，正赶上国家政策放开，就打算克服困难生下来，没想到被自己的亲妈一通埋怨：“你不看看自己的情况？又要上班又开网店，挣钱的事情全靠你，家里的事情全靠我和你爸帮忙，现在孙子好不容易快上学了，我们快解放了，你准备生二胎？”

生育率降低的背后，是众多职业女性“不想生”的无奈。徐丛剑分析，这里包括女性自身的原因，如婚后女性的生育规划与个人职业规划之间的平衡难以取舍，而生育后职业被动边缘化的风险大大增加；也包括夫妻双方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生活品质的考虑，以及对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逃避。

“其次是‘不敢生’，尤其是城市里，高昂的抚养及教育支出、大量时间精力的耗费让很多夫妻对于生育望而却步。随着女性生育待遇的提升（包括生育金、生育假等），用人单位也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成本压力，更容易导致职场性别歧视的发生，这使得更多女性的婚育意愿也进一步降低。及至生育后，托幼服务、子女入学等照料负担也使得双职工家庭面临想生而不敢生的尴尬。”

“生不出”“生不好”同样较为常见。初育推迟率的升高导致高龄孕育现象日益普遍，而高龄本身就难以避免地会使得妊娠的成功率大大降低，成功受孕后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小觑：除母体出现一系列高危妊娠并发症的风险大大增加外，还直接导致出生缺陷率增加，“生不好”的后果则会对整体的人口素质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各种成本叠加，成了压低生育率的一捆稻草，让年轻人在生育之前要盘算更复杂的经济账。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以前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但今天，那双筷子变成了“黄金”做的。

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

凡是有孩子的家庭，“生活账本”都是沉重的。

自2016年1月1日我国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生育率经历一段时期回升后，现在又回落到基本由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水平，生育政策影响日趋微弱。专家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度生育水平将有较大波动，可能出现极低的时期生育水平。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如何调整和完善，才能解决生育意愿低迷问题，保障“生得出、生得起、生得好、养得好”？

去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曾组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配套措施”专题调研组，赴浙江、上海、四川等地进行调研，走访托育服务机构、妇幼保健院、医院、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家庭服务公司等多层次多类型提供生育相关服务的场所10余家，对各地生育支持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实施情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了解。

今年两会期间，谢文敏、丁磊、金李等众多全国政协委员在独立调研的基础上提交提案，为生育率“保驾护航”。委员们认为，生育水平下降同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将鼓励按政策生育落到实处、保障育龄人群生足生好，必须从各个方面着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宜早不宜晚，着力点不仅仅在于激发生育意愿、增加人口数量，而且要以提高人口素质为前提，解决好群众关心的怎样科学养和育的问题，其难度绝不亚于对生育数量和间隔的控制工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减少人口快速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

“特别有必要借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的东风，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适龄生育的观念深入人心，提升当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及社会担当，让更多的适龄青年想生、能生、生得好，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形成维护和促进社会大健康的强大合力。”

徐丛剑同时建议，作为政府，要健全生育保障机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进一步完善家庭福利政策、深化妇幼保障，以进一步鼓励生育；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障体系，建立托儿服务体系，减轻家庭负担；加大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家庭育儿提供经济和服务支持。对于社会，要实现生育保险社会化、政府化，降低用人单位压力：减少企业在生育保险上的压力，降低企业对于聘用女性职工的顾虑。政府及社会更多地承担起生育保险的责任，实现就业和生育并举的目的，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公民是“健康第一责任人”，要普及生殖健康理念，完善安全救助体系：普及健康的生殖观和生殖的健康观，通过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来保障生育安全，促进优生优育；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有生育困难的家庭；积极构建危重孕妇和新生儿紧急抢救的安全援助体系，促进生殖健康。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宁吉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