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2021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1078万考生赶赴考场，迎接人生路上的一次大考。我国高考改革方向如何，今年又有怎样的动向，对考生带来了怎样的利好，又对学校提出了怎样的新挑战，本刊特别邀请权威专家就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解读。

——编者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新高考着眼于什么？

教育周刊：这次高考发生在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这种背景下的高考会有什么不同？

钟秉林：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是“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要发展成就之一。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上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现在的高考招生与过去精英化阶段有本质上的不同。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人数是27.3万，录取率不到5%。去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071万，录取人数是967.5万，录取率超过90%。精英化阶段，高考是从大批考生中选拔少数尖子人才进入大学深造；而在普及化阶段，高考是将有上大学意愿的考生送到他们所适合的高校去深造。之前的高考模式下考生的选择机会较少，而且往往是一个总分数决定录取结果。另外考试内容过度强调统一性，难以满足人才选拔的多元需求。

客观而言，高考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信力最高的国家考试，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入学机会公平，为高校选才、学生成长、社会公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高考招生政策也要针对现实问题，适时进行调整。

教育周刊：6月7日—9日，包括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个省市在内的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迎来了首次高考。与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海南6个前两批试点地区不同的是，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试点采取“3+1+2”的选科模式。第三批新高考改革模式和前两批有什么不同？又是针对什么问题呢？

钟秉林：与改革前的“3+文综/理综”模式不同，前两批试点省份采取了“3+3”模式——第一个“3”指语文、数学、外语3门必考科目；第二个“3”指从其他6个科目中自选三科参加等级考试，有20种组合。其中，浙江省还加了通用技术，有35种组合。这种选科模式大大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机会，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学生选科时“趋利避难”的功利性选择，以及高校指定必选科目时担心影响生源数量的功利性考虑，导致选考物理学科的人数下降，影响到高校理工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为了解决此问题，教育部发布了相关文件，既要求中学指导考生合理选科，也要求高校根据学科专业特点明确各专业的必选科目；有的省还制定了选科保障机制。

今年首次实施新高考招生录取的8个省份，在自选科目方面做了调整，采取了“3+1+2”模式——“3”是语数外3门必考科目；“1”是首选科目，从物理和历史两科中必选一科；“2”是再选科目，从化学、生物、地理、政治4科中自选两科，共有12种组合。这种调整一方面有利于避免选科畸多畸少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简化了操作，为将来西部省份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后实施选课走班教学提供参考。总体而言，这种“必考选考相结合”的选科模式，目的在于打破文理分科，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同时有利于适当分散考生集中备考的压力，也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文理不分科，不利于专才培养？

教育周刊：有家长表示，在考试内容上探索文理不分科，是不是不利于孩子专业特长的培养？

钟秉林：培养创新人才，关键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而所谓的创新思维，需要将文科擅长的形象思维和理科擅长的逻辑思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科的创新既需要形象思维，也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理科的创新既需要逻辑思维，也需要丰富的形象思维。当今学科发展一方面高度分离，另一方面又高度融合，而学科发展的综合化是主要趋势。高中过早文理分科，易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不完善，进入高校还要补课，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实际上，高考考试内容每年都在进行调整，注重从“知识为本”转向“能力为本”，除了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更注重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但高考内容改革不能“翻烧饼”，要“小步走，不停步”，这样累积五年八年，回过头来再看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学生不会选择怎么办？

教育周刊：新的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这就要求考生找到自己的兴趣，学会选择，而此方面恰是过去高中教育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学校该如何应对？

钟秉林：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希望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理性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专业。过去有的考生听取家人的安排选报专业，到大学后才发现自己对该专业没有兴趣，从而导致学习主动性下降、学业困难。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高中加强学生发展指导，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提高学生的选择能力。

生涯规划教育是一种选择性教育，让学生加强自我认知，明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感兴趣的领域，对未来的学业发展、职业发展有一个大致的规划。在此基础上，高考选科和填报专业时才能进行合理的选择。高中学校要开设生涯规划指导课程，利用社会资源开展职业生涯体验活动。生涯规划教育要与学校的社团活动、心理咨询、综合实践相结合，并能够融入学科课程教学。高中教师要提高发现学生兴趣特长和学科潜力、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指导学生选课和规划学习生涯的能力。另外，高校教师对本专业和学科领域最有发言权，要到高中举办专题座谈，配合高中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同时也宣传了自己的学校和学科专业。

志愿投档模式改变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教育周刊：新高考后，考生的投档录取模式，由之前的“分批次投档录取”变为“大平行志愿投档”。这种投档录取模式对考生的报考及高校的录取带来怎样的变化？

钟秉林：在之前的招生录取模式下，考生的高考总成绩是高校录取的唯一依据，标准比较单一，高校的自主权也比较小；而且分批次录取，固化了高校的身份。比如，在第二、三批录取高校中，有部分优势特色专业可能比第一批录取高校的水平还高，但由于招生批次固化身份的限制，这些专业往往招收不到高分的考生。而第一批录取高校中水平不高的专业，却可以通过调剂招收到高分的考生。逐步取消招生录取批次，改进投档录取模式，实行大平行志愿投档，一方面可以增加考生和高校之间双向选择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倒逼高校提高专业办学质量，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完善专业退出机制，这样才能吸引优秀生源报考。

健全人才选拔的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是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试点省份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模式，不仅依据统考成绩和选考成绩，还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学校教育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人才培养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高考改革要求以省为单位，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高中学校不断深化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加强与高等学校的协同探索，使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可信、可比较、可使用。

取消体育、艺术特长加分是否会影响艺术教育？

教育周刊：高考取消了体育艺术特长加分。有家长认为，这是不是就不鼓励孩子发展个性兴趣特长了，不利于特长人才的培养？您怎么看？

钟秉林：这个问题要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原来设计初衷良好的一些考试招生举措，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初衷。比如，高考录取加分政策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策补偿性加分，如少数民族子女、华侨归侨子女、烈士子女等，在录取时给予适当加分，这既是促进教育公平、也是保证社会正义的政策补偿措施，体现了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二类是奖励性加分，对一些具有体育艺术特长、在科技竞赛中获奖或者获得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学生，给予适当加分，目的是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引导基础教育学校抑制应试教育倾向，深化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显然，政策设计的初衷是很好的，但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儿，甚至局部失控了。比如，体育艺术特长加分名目繁多，加分幅值过高，甚至出现了身份作假的现象，伤损了教育公平，造成了较差的社会影响，就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规范。

当然，规范和取消特长加分，并非不重视学生体育艺术特长的发展。若考生确有体育艺术特长，还有其他通道可走，比如可以报考体育艺术类院校、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的体育、艺术类专业；还可以报考大学的高水平运动队和大学生艺术团。另外，新高考探索综合评价招生、“强基计划”招生、高职审核注册录取等模式，都将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其中身心健康和艺术素养是重要指标，也可以充分展示学生的体育艺术特长。

高考录取向贫困地区倾斜

教育周刊：高考让一批农村的孩子有机会改变命运，改变家庭的境地。为此，国家实施了面向集中连片地区贫困农村地区考生的政策，实施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增加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但政策也引发一些争议。您怎么看？

钟秉林：我个人对这种单独划线、单独录取的定向招生政策是支持的。我曾作为北京知青到陕北延安插队，对贫困地区的农村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发现，贫困地区农村的孩子，之所以在高考时考不出高分，上不了好大学，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更不是因为他们不刻苦，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从小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从而在高考中处于劣势。国家采取政策补偿措施，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人数，不仅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而且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截至去年，已经有约70万名学生通过专项计划走出了贫困地区，进入了重点大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承担着重要功能。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但防止脱贫后的返贫，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是重要基础。因此，今年这个政策继续实施。

如何看待争议？

教育周刊：高考综合改革的每一项改革措施背后都是有争议的。从2014年正式实施至今，新高考改革已经走过7年。对于新高考的顺利推进，您对社会各界有怎样的期望？

钟秉林：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综合改革，事关亿万学生前途及其家庭福祉，牵一发动全身，备受社会关注。随着我国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强烈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体现了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利益冲突、矛盾和其背后的不同价值观影响着社会舆论、学术争论和政策制定。对改革措施的争议折射出了高考综合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对此，首先我们要看到：高考改革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开展的，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所以，高考改革不是颠覆性的改革，而是在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的改革。实现高考改革的目标，需要加强系统研究和协同创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高中学校与高等学校、中考与高考，新高考与新课改，考试招生与人才培养、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等各个方面，一定要协调改革、协同推进。当前，按照遵循规律、试点先行、协同改革、稳妥推进的策略，高考综合改革已经进入到由东部改革试点向中西部逐步推广的新阶段。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做好高考综合改革，需要维护考试安全和制度的公信力；也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媒体在解读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时要避免应试化、碎片化的倾向，注重宣传先进教育理念，避免借个案炒作吸引眼球；社会公众对高考招生制度承载的功能和改革的效果要有理性的认识和合理的期盼；政府和学校要加强政策保障和宣传动员以及相关人员培训，尽可能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积极稳妥推进。

还要强调的是，我国教育规模庞大，2020年各级各类学校53.7万所，在校生2.89亿人，专业教师近1800万；同时，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包括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甚至同一学区内不同学校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在高考综合改革进程中，不能一个模式“一刀切”，要鼓励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发挥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进行多样化改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