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江津是国民政府规划的“迁建区”，接纳诸多从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安徽、江苏等沦陷区迁来的文化教育机关。一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等客居江津。这些人中，许多是陈独秀当年在北京、上海时的下级或学生或文朋诗友，有的是他在大学任教时的同事。那时，陈独秀可谓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他们到了江津后，举目无亲，加上家仇国恨，于是，每逢节日就会相互聚会。每次聚会前，他们都会相约从江津县城或白沙镇或德感镇等地到偏远的石墙院看望陈独秀，或干脆就在陈独秀处聚会。这对当时处于低谷期的陈独秀来说，犹如一剂良药，给他孤寂痛楚的身心增添了几丝慰藉。

从1940年底开始，已62岁的陈独秀疾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他喜欢豪饮，但只要一饮，就会咳嗽不止。于是，他的这些文朋诗友为了他的身体，就劝他少饮酒，与他相聚饮酒的次数也开始减少。

1941年农历五月初五，正是传统的“端午节”。江津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国立九中教师何之瑜、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国立编译馆编辑台静农、魏建功等人相约相聚于江津县最大的水码头白沙镇。他们上午在白沙长江边观看龙舟赛，下午为纪念屈原设酒聚饮。也许他们事前是想到老师陈独秀的，但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和其他诸多原因，就没有邀请他参加，也没有事前告知，就“单独行动”了。

白沙镇离陈独秀居住的鹤山坪石墙院不远。端午节晚上，陈独秀家姓焦的伙夫从白沙归来，将周光午、何之瑜等人相聚白沙镇为屈原祭日相聚之事告诉了陈独秀。陈闻知此事，长久沉默不语，随后提笔写下一首《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没过几天，周光午、魏建功等人偶然读到陈独秀的这首诗，这才认识到陈独秀以为这些朋友都不需要他了。于是，他们专程从白沙镇和德感镇集中，带着两壶江津烧酒“老白干”和鸡鸭各两只作礼物，来到鹤山坪石墙院看望陈独秀，陈独秀的心绪才有所改变。